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资源税实施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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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事诉讼目的的几点思考

周成泓


一、民事诉讼目的的哲学思考
（一）目的的一般涵义
“目的”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在人们根据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活动时，基于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对其活动结果的预先设计，实际上以观念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理想目标，它是人的自身需要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一种反映。“目的”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目的”只适用于人事，即与人的活动有关的范畴。在世界上，只有具有理智、具有意识的人才能进行有目的的活动，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有理性者与世界的其余物类的分别就在于有理性者能够替自己立个目的。”（2）“目的”是以主观观念存在的东西，即以观念形态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主观追求。（3）“目的”的提出和设定，必须以客观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前提，并且要受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目的”这一哲学范畴，其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内容确是客观的，是主客观的统一。同时，“目的”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只有在其历史的过程中才能把握其真正的内涵。
（二）民事诉讼目的的内涵
民事诉讼作为特殊主体在特殊领域中所实施的活动，与一般社会活动相比有其特殊性。具体来说，民事诉讼目的是指国家基于其客观需要和对民事诉讼本质属性及规律的认识，而预先设立的通过民事诉讼活动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其特征有三：（1）民事诉讼目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事诉讼的本质在于运用国家权力解决民事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纠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民事诉讼目的是指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2）民事诉讼目的是基于国家的特定需要和对民事诉讼本质属性及规律的认识而预先设定的民事诉讼结果的理想模式。没有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民事诉讼也就没有产生和存在的必要，当然也就没有民事诉讼目的而言。在对民事诉讼本质属性及规律缺乏认识的基础上设定民事诉讼目的，就会不切实际而无法实现。因此，科学的民事诉讼目的必定是主客观辨证统一的结果。（3）民事诉讼目的是一个动态的范畴。从整体上讲，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社会秩序是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国家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但民事诉讼的具体目的与内涵却因时而异，即使是同一历史阶段的相同性质的国家之间，由于其任务、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民事诉讼目的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任何试图用抽象、静止的观点来考察民事诉讼目的的做法都是有违客观规律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二、研究民事诉讼目的的意义
目的是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点和归宿，是民事诉讼实践的内在要素和终极目标，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石。其理论意义在于为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争论场所，人们可以把民事诉讼目的论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探讨。在实践上，对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可以为民事诉讼制度设计提供一种基本理念。此外，民事诉讼目的论还可以为法官解释法律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具体说来，研究民事诉讼目的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民事诉讼目的进行研究,有助于民诉法学理论研究的内容的深化,促进民诉理论体系的完善
以民诉法学研究对象为基准,可以将其划分为注释民诉法学、对策民诉法学和理论民诉法学。以往我国民诉法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注释民诉法学和对策民诉法学，但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司法实践中的许多新课题单靠注释法学和对策法学是无法解决的，迫切需要学者们将研究的视野更多地转向民诉基本理论的研究。民诉目的论正是理论民诉法学中的核心课题之一，是研究民诉制度的前提和出发点。如何确立民诉目的，直接影响着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职能的划分，诉讼原则的设立和诉讼模式的构建等。因此，研究民诉目的有助于促进民诉理论向纵深发展。
（二）对民诉目的进行研究，有助于民诉法的指定、修改和完善
目的法学派创始人耶林曾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立法者在制定或修改民诉法时，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又必须有科学的目的理论作为支撑。如果民诉目的理论不发达，就难以形成科学的民诉目的观，而没有科学的民诉目的做指导，就无法保证民诉立法的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诉目的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时间意义。
（三）研究民诉目的，有助于民诉法的贯彻与实施
由于立法者的局限性等原因，任何一部民诉法，在其内容上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民事案件千差万别，社会生活也在不断变化，在诉讼实践中，如何将民诉法的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问题怎样处理等，都与司法人员的民诉目的观相关。因此，研究民诉目的，树立科学的目的观，有助于司法人员和一般社会成员准确地理解民诉法的精神实质，从而保证民诉立法意图的充分实现。

三、各国关于民诉目的的学说
民诉目的论与诉权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的诉权理论中存在着几种学说，即私权说、公权说、权利保护请求权说以及司法行为请求说。大致与之相对应，关于民诉目的的学说也存在着以下几种：（1）基于民诉制度乃是保护私人权利观点的权利保护说；（2）认为民诉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私法秩序的维护法律秩序说；（3）主张民诉是解决纠纷的制度的纠纷解决说。在这三种基本学说中，第（1）和第（2）种深为的国学者提倡，而第（3）种学说则由日本学者兼子一所倡导。近年来，在日本还出现了民诉制度的目的多元说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受英美法影响的学者提出了程序保障说。而日本学者高桥宏志认为关于民诉目的的议论并布局有多大意义，因此应将之束之高阁，被称为“搁置说”。以下对世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民诉目的论学说的现状作一简介
（一） 德国
在德国，诉讼目的论的学说主要表现为权利保护说与维护私法秩序说的攻防交替。在近代民事审判制度诞生的19世纪，由于个人主义的膨胀，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优越地位得以突出，因而权利保护说极为盛行。但是，随着国家对民事诉讼干预的加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逐渐退居下风，与此同时，维护法律秩序说终于抬头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战后，由于德国著名民诉法学者罗森贝克等人的倡导，维护法律秩序说的通说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德国民诉法学界又逐渐倾向于权利保护说的观点。
（二） 日本
日本法律深受德国的影响，这也反映在其诉讼目的论学说上。二战前，日本民诉法学界对于民诉目的论的议论，也大致划分为权利保护说和维护法律秩序说两派，其中的维护法律秩序说曾经长时间占据通说的地位。到了战后，东京大学教授兼子一提出了纠纷解决说，并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赞同，成为迄今难以动摇的通说，不过，其他学派并未因此偃旗息鼓，他们的追随者仍然以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如竹下守夫教授就提出了被认为是对权利保护说进行重构的“权利保障说”。此外，由于受到美国等国家法律文化的影响，诞生了号称为“第三次浪潮”程序保障学说等新派学说。
（三） 美国
由其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影响，美国没有类似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民诉目的的议论，但透过美国学者的著述，仍然可以从中闻到纠纷解决说的气息。美国学者的议论大致将诉讼视为当事人实现权利的最终手段，他们主张，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执和冲突。

四、我国学者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学说
（一）维护社会秩序说
传统的民诉法教科书一般都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典来阐述民诉法的任务并进而阐发民诉目的的，即通过完成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四个任务，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从民诉法典第2条的规定来看，立法者是按照一般法律普遍使用的阐述立法目的的形式来阐述其目的的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表现出较为浓郁的国家观念和国家干预意识，是我国传统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典型反映。诉讼法学者李祖军教授将其称之为“维护社会秩序说”，笔者以为甚为允当。
（二）诉讼目的多元论
此说目前较为受我国学者青睐。诉讼目的多元论将民诉目的建立在多种价值的考量上，主张诉讼应满足各种主体的价值需求，这是一种试图融合各种立场的折衷学说。这种学说貌似公允，实则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因为研究民事诉讼目的本身的基本宗旨，是要在多种价值目标中，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状况，选择出一项足以决定民诉制度内容及形式的最高价值，以使其成为民诉法立法论、解释论之指导坐标。而多元论则是在民诉的多项价值和功能中不做选择，将多项价值等量齐观，统统视为民诉制度的目的，从而违背了民诉制度研究的目的。此外，多元论使研究流于一般化，竟至与民诉价值论、功能论，甚至民诉制度的作用和任务等问题相互混淆，从而使诉讼目的论由于没有明确的价值选择而失去了作为民诉基本理论的意义。
（三）纠纷解决说
此说为我国学者刘荣军教授所倡导。在《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一文中，他基于民诉目的与司法制度的作用，与民事诉讼构造的形成，与民诉法解释相互关系的事实，透过中外法治国家关于诉权和诉讼目的论的学说现状，分析了了民事诉讼制度运行所依赖的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请求权的内涵，阐述了审判机能与民事诉讼目的论、民事诉讼构造、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与纠纷的解决等关系，从而主张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该文认为，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必须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才能行使，而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又有赖于法院权的行使和当事人请求权的行使。因此，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要体现这两种权利，即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和当事人的民事请求权所追求的诉讼目的的结合。而解决纠纷作为民事诉讼目的正体现了这种结合。纠纷解决说极力主张为了真正解决纠纷而积极支持法官的裁量或创制法的活动，与英美法中的司法优越的理念有共通之处，该学说的提出与西方自由法学运动后出现的利益法学及其发展形态的价值法学对实务和理论产生的影响有密切联系。受利益法学的影响，纠纷解决说认为，即使不考虑实在法的存在，民事诉讼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或社会对付自身矛盾的本能性反应。此说并不完全忽视立法者的意图，但它更倾向于为着纠纷解决的目的而支持和鼓励法官在个案中灵活适用法律。纠纷解决说由于拒绝将实体法规范作为定立诉讼制度目的的基础，与近代国家原理大相径庭，另外，此说未将实体权利的保护列入民事诉讼目的范围也不符合宪法保护实体权利（财产权）的宗旨。因此，纠纷解决说也存在着缺陷。
（四） 利益保障说
此说为我国学者李祖军教授所提倡。其基本内容是：宪法在赋予公民主权时，也同时赋予公民以自由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等项基本权利，为保障和实现上述基本权利，宪法又赋予公民以诉讼权，并设立司法机关使其依法确保公民以权利主体的资格获取精神性和物质性利益的愿望得以实现。为发挥此项司法作用，依照宪法规定精神，国家便设立民事诉讼制度，并授权法院负责实施和运作。在此意义上，当事人就某项特定利益（法律所认可并保护的利益）发生争议而向法院提出，并会同法院以诉讼的方式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从而发现利益的归属并以判决予以确认，以强制力保证其得以实现。据此，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应是利益的提出、寻求、确认和实现，即利益保障。李教授并认为，其所提倡的利益保障说中的“利益”包含了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应依照实体法的规定，廓清民事法律关系，确定权利状态，从而贯彻宪法关于保障实体权利的规定：还应依程序法的规定，以追求程序利益为己任，以与宪法关于保护诉讼标的以外各项基本权利的上述宗旨相一致。
对此说笔者还未认真进行研究，故而不便进行评述。

五、确立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依据
民事诉讼目的的设定，不是统治阶级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根据各种客观情况所选择的。笔者以为，确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依据：民事诉讼的本质及规律
首先，运用国家权力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争议，是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来解决民事争议，这是民事诉讼与其他相关的民事程序制度，如仲裁、诉讼外调解等的本质区别之所在。第二、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争议，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国家不能主动进行干预。这就决定了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必须符合当事人的目的。从国家角度来看，恢复原有的法秩序固然是其对民事诉讼寄予的理想，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通过民事诉讼的具体目标的实现来达成，而民事诉讼的具体目的应当符合当事人目的，。因此，民事诉讼必须符合当事人的目的，这是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首要依据。
（二）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价值取向：公正和效率
民事诉讼作为人类社会高度发达后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的理性行为，应当要服从一定的价值目标，即服从于实现民事诉讼目的要求的行为价值取向。着稳重价值取向的选择应当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不能抽象地讨论价值问题。自2001年始，最高人民法院就明确地提出：“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民事诉讼目的的设定，自然应当符合这一价值目标的追求。
（三）确立民事诉讼目的的法律依据：宪法及其理念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既是其他各项立法的依据，也是确立民事诉讼的目的、指定和实施民事诉讼法的根据在现代法治社会，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在承认国民主权的同时，亦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财产权及生存权等基本权。为保障实现此等基本权，宪法又承认公民有诉讼权，设立司法机关使其依法裁判当事人间的法律争议。由此，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运作和使用，应当以追求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同时，为防止程序上的不利益减损、消耗或限制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益，应当将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同等看待，要给予同等的保护。因此，将民事诉讼目的界定为“合理地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程序权益”是符合宪法的精神的。
在宪法对某个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场合，我们可以根据宪法的基本理念（如在本次宪法修正案“国家保护人权”颁发之前，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同志就曾经根据宪法的精神处理过一些民事案件）来处理民事诉讼问题。当然，这样做时必须慎重。

我国城乡贫困问题预测分析
（原载《中国社会保障》2005年9期）
文/柳 拯 郭洪泉 朱勋克

“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一五”期间城市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在各种贫困线计算方法中，以家庭为计算单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被普遍接受，国家据此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五”期间，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在城市低保对象中，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投入情况，低保对象的范围与当地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不完全一致，二者略有差别，但前者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了城市的贫困状况。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考察失业问题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应在7%左右（如莫荣在2002年通过对50余名国内学者和官员两轮调查得出的失业率为7.07%），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失业警戒线；“十一五”期间城镇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结构性失业难有大的改观，失业率必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而不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弭。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以动态管理下的低保对象为参照，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将保持在2200万至2500万人之间，占城镇非农业人口的5%左右。这部分人员应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成为医疗、教育、住房救助的重点对象。

“十一五”期间农村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面积的贫困人口。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界定，多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相对贫困人口）为主。事实上，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农村贫困人口还包括已获救助的特殊困难人群：一是已经享受生活救济而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必须继续救济，否则将陷入贫困的特殊困难人口。如许多地方的五保供养标准达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五保对象无收入来源，必须对其进行救济。二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享受社会救助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如北京、上海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零，而2004年底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别为7.5万和9.1万人。
农村贫困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除贫困农民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自身发展能力外，下列因素将影响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第一，惠农政策的有限性。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有效战略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山区或老病残等困难群体的脱贫致富问题。同时，由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稳固，农民脱贫的难度明显加大。根据黄季昆等人的研究，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农民依靠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收入增长和脱贫，当属不易。
第二，开发式扶贫的局限。国家针对贫困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扶贫运动，其思路经历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从“输血”到“造血”的历史嬗变，逐渐探索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新模式，但其效果不够明显。一是扶贫项目效益不高，一些地方对乱铺摊子、管理不当，只重脱贫的数量和速度，对贫困农民创收能力关注不足，效益不佳。二是扶贫贷款到村、到户、到项目难，一些地方出现了“贷富不贷贫”的现象。三是资金投向不均。开发式扶贫包括项目投资，修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改善生态环境等内容。但许多地方将实施重点集中在帮助农民和农村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对教育等关涉贫困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的投资相对薄弱。事实上，近几年，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2000万贫困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
第三，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稳中有增。农村税费改革前，“三提五统”承担了五保供养、农村低保等大量救助费用，救助对象一度达到2500多万人。农村税费改革后，救助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财政投入，救助对象大幅缩减，一些贫困农民得不到相应的救助，生活较为困难。最近两年来，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和救助水平呈恢复性增长。2004年，已经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因享受救济而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的有1730万人，2005年上半年为1786万人，增长3.3%。
综上所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4000—4200万人，其中需要救助的绝对贫困人口约2000—2400万人（按照2000—2004年年均减少5%计算，2010年应为1920万人），已纳入常年救助范围（标准高于绝对贫困线）、需要继续救助的困难群众1850—2100万人（按照2004—2005年上半年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的人数增长3.3%计算）。

“十一五”期间特殊贫困人群趋势分析
城乡贫困残疾人口数量测算。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目前我国有各类残疾人约6000万人，而且这一数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中贫困残疾人1372万，占全国6000万残疾人的五分之一多。目前，享受政府救助的残疾人为549.9万，尚有822.1万人没有得到社会救助。
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数量预测。据卫生部统计，到2003年底，我国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人，到2010年，全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将达到1000万或更多。如按照艾滋病病毒平均潜伏期为8年计算，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人将达100万人或更多。有关专家测算，在艾滋病低流行的情况下，到2010年，我国将产生13.8万艾滋病孤儿；在中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0万艾滋病孤儿；在高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6万艾滋病孤儿。同样，艾滋病患者遗留下来的孤老也将达到10－20万人。由于治疗费用比较高，艾滋病感染者患病后往往造成家庭生活困难，而患者遗留下来的孤儿和孤老更是无所依靠，需要政府救助。
通过上述分析， “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为2200－2500万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4000－4200万人。城乡贫困人口合计为6200—670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1372万贫困残疾人和270万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遗孤。
2010年我国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从“十五”期间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来看，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十一五”期间也将持续存在——消减收入差距，涉及到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取得明显效果。而我国在
基尼系数的变化、国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方面都处于相当危险的临界点。而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对对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同时，贫富分化助长了社会上的无责任化倾向和信任危机，使人们的道德面貌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冷漠化。据统计，2004年民政部信访总量持续攀升，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集体上访大幅增加。全年共办理来信11874件次，解答电话访10000余次，办理网上信访2500余次，接待来访10189人次。综合分析，全部信访案件中，超过一半的案件涉及到城乡各类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安排。

国际上为解决贫富差距加大的经验做法
从国际上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的时期。这个阶段可能有两个前途：如果制度完备、措施到位，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可实现更加快速的跨越式发展；反之，如果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等将使国家建设功亏一篑，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为解决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各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重视利用税收杠杆，建立公共财政，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以缩小国民收入差距
在税收政策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个人收入调节税，对高收入者课以较高税负，并征收较高税率的社会保障税，广泛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同时，部分国家征收遗产税，鼓励公民将个人财产捐赠于社会公益事业，以调节收入不均。在财政政策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公共财政政策，将国家财政支出侧重于维护社会公平，除一部分用以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外，重点投入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公共领域。通过财政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表：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国家或地区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社会保障税占中央政府经常性收入比重(%)
1980-1985年 1994-2000年 1990年 1999年
伊朗 2.6 3.9 8 8
新加坡 0.4 0.7
加拿大 8.2 9.2 16 20
美国 6.8 5.4 35 32
巴西 5.9 12.7 31 34
德国 13.1 16.9 53 48
罗马尼亚 6.9 10.6 23 34
俄罗斯 7.5 32
西班牙 12.8 13.0 38 39
在社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南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救助事业放在了突出位置。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险事业比较薄弱。在这一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对社会救助工作比较重视，社会救助资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较大。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成立多民族民主政府后，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在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南非政府把社会救助事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建立并实施了老年人救助、残疾人救助、老兵救助、儿童救助、社会贫困救助等救助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南非政府不断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社会救助资金预算资金投入逐年增加。2000/01年度，南非社会救助支出（包括救助资金和社会救助工作所需支出）约占GDP的2%；2004/05年度占GDP的3%；2005/06年度的支出预计可达到GDP的3.4%，占政府总支出的13.5%。
对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亟待全面整合提升。以社会救助为例，2001－2004年，我国社会救助资金占GDP的比例不足0.2%，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到1%，属于世界上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全面评估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断修正相关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是现代化建设刻不容缓的要务之一，是缓解贫富分化的首选良方。其中，在“十一五”期间或未来十年到十五年内，全面建立和实施以扶贫济困为目的，保障城乡低收入人群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等的基本需求，具有前瞻性、规范而缜密的社会救助制度尤为紧迫和必要——毕竟，让城乡低收入人群平等、充分地参与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就是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最重要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