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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合肥市水工程管理条例

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合肥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8年10月31日合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8年12月20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合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对《合肥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条例》中的“水利工程”一律修改为“水工程”，名称修改为《合肥市水工程管理条例》。

　　二、第二条修改为：“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集体、其他组织和个人兴建的水工程及附属设施的建设、利用、保护和管理。”

　　三、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县（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工程行政管理工作。”

　　四、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集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所有的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划定。”

　　五、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水工程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划定的管理范围，依法办理土地确权发证手续。”

　　六、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防护林不得擅自砍伐。需采伐的，应当经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完成规定的更新补植任务。”

　　七、第十一条第二项修改为：“爆破、打井、挖窑、立窖、埋坟、建筑、放牧、采石、取土、建池养鱼、修建围堤、围墙、沉置船只、种植高杆作物、开采地下资源、开展集市贸易等；”

　　八、第十二条第一项修改为：“修建工程、考古发掘、采砂；”

　　九、第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因占用农灌水源、排灌设施以及水工程管理范围内其他自然资源造成经济损失的，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补偿。”

　　十、第二十条中“水利工程管理者应当服从水利工程管理调度和保护的规定”，修改为：“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依照水工程管理调度和保护的规定”。

　　十一、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国有中小型水工程和非国有水工程，可以依法转让、租赁、承包；改变原设计主要功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十二、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国家所有的水工程通过租赁、承包和转让回收的资金，纳入水利建设基金管理，用于水工程建设；集体所有的水工程通过租赁、承包和转让回收的资金，应当用于当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十三、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拆除、不清障的,强行拆除、清障,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十四、第二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第十一条第五项、第七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项目、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拆除、不清障的，强行拆除、清障，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和个人承担，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项目、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拆除、不清障的，强行拆除、清障，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和个人承担，可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本条例所称水工程，是指在江河、湖泊和地下水源上开发、利用、控制、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各类工程，包括河道、堤防、水库、水闸、泵站、水电站、渡槽、沟渠、塘坝、机电井等各类工程和设施。”

　　十七、删除《条例》第三十一条。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合肥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合肥市水工程管理条例

　　（2001年11月9日合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1年12月27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8年12月20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批准《合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合肥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议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工程管理，保障水工程安全和正常运行，发挥水工程综合效益，适应工农业生产及城乡人民生活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集体、其他组织和个人兴建的水工程及附属设施的建设、利用、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工程行政管理工作。

　　林业、国土资源、规划、环保、建设、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工程管理工作。

　　第四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水利规划建设水工程。水工程实行谁投资、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工程设施的义务，对危害水工程设施安全和侵占水工程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工程管理与保护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各类水工程，建设单位或个人必须向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可行性方案，经审查同意后，方可按建设基本程序报批实施；凡涉及其他地区和行业利益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向有关地区和部门征求意见，并按规定报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工程竣工后，按规定验收合格的，方能投入使用。

　　第七条　国家所有的水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由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标准提出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划定。
　　集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所有的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据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划定。

　　第八条　水工程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划定的管理范围，依法办理土地确权发证手续。

　　水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土资源，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法侵占。

　　第九条　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防护林不得擅自砍伐。需采伐的，应当经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依法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采伐许可手续，并完成规定的更新补植任务。

　　护堤护岸林木的抚育、更新采伐和用于防汛抢险的采伐，按国家规定免交育林基金。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水工程管理范围内搭建违法建筑（含障碍物）。已建的违法建筑必须由搭建单位或个人在限期内清除。因搭建违法建筑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搭建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在水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域内炸鱼、毒鱼、电鱼和排放有毒污染物；

　　（二）爆破、打井、挖窑、立窖、埋坟、建筑、放牧、采石、取土、建池养鱼、修建围堤、围墙、沉置船只、种植高杆作物、开采地下资源、开展集市贸易等；

　　（三）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废弃物；

　　（四）在输水渠道或管道决口、阻水、挖洞等；

　　（五）毁损堤坝、闸门、电站、渠道等水工程建筑物及观测、标志、通讯、防汛、交通等附属设施；

　　（六）非管理人员操作闸门及其他设施、干扰水工程正常运行；

　　（七）强行取水、用水、挖渠破闸。拦渠堵水，擅自增大或阻碍下泄流量；

　　（八）其他危害水工程安全的行为。

　　第十二条　确需在水工程管理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必须按管理权限，经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由其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一）修建工程、考古发掘、采砂；

　　（二）拆毁旧堤等原有工程设施；

　　（三）在国家所有的水库、人工水道、沟渠内从事养殖活动，开展经营性旅游、体育或娱乐活动；

　　（四）新建、扩建或变更取水口。

　　第十三条　确因建设需要占用农灌水源和排灌设施的，占用者必须按工程管理权限报经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占用排灌设施的应当兴建与其效益相当的替代工程；不能兴建替代工程的，应当按兴建工程现行价格的总投资额交纳开发补偿费。

　　因占用农灌水源、排灌设施以及水工程管理范围内其他自然资源造成经济损失的，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补偿。

　　第十四条　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库运行应按规定作出安全技术鉴定，对存在问题应及时研究论证，提出处理方案，并按管理权限报批后实施。

　　第十五条　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国家所有的水工程，应当根据工程规模、受益范围，按照分级管理原则进行管理，规模较大的灌区应当成立灌区管理委员会。

　　第十六条　水工程管理要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水工程管理单位的负责人和工程管理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和专业知识；未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上岗资格，不得从事水工程管理工作。



第三章 工程运行与利用

　　第十七条　水工程兼有防洪、供水等综合利用功能的，应当制定合理的水量调配方案、度汛方案及工程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并按管理权限，报经市、县（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改变工程运行方案和计划，不得擅自开闸放水或关闸蓄水，不得干预或阻挠工程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第十八条　实行有偿供水、排水。受益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省有关规定的标准按期向水工程管理单位缴付水费。水费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九条　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保证正常供水、排水。对欠缴、拒缴水费的用水单位和个人，经催缴仍不缴纳的，水工程管理单位可以限制或停止供水、排水。

　　在农业灌溉高峰期或水源紧缺时，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令灌区实行轮流灌溉或限时限量取水，用水单位不得干预。

　　第二十条　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依照水工程管理调度和保护的规定，在确保工程安全，保证农田灌溉和防汛抗旱的前提下，可以利用水土资源、设备、技术等优势，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工程的经济效益。

　　第二十一条　国有中小型水工程和非国有水工程，可以依法转让、租赁、承包；改变原设计主要功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国家所有的水工程通过租赁、承包和转让回收的资金，纳入水利建设基金管理，用于水工程建设；集体所有的水工程通过租赁、承包和转让回收的资金，应当用于当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三条　境外投资者可以参股、控股、收购、兴建水工程。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轻微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以违法所得二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拆除、不清障的,强行拆除、清障,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第十一条第五项、第七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项目、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拆除、不清障的，强行拆除、清障，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和个人承担，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项目、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拆除、不清障的，强行拆除、清障，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和个人承担，可处以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对拒缴水费的单位和个人，水工程管理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追缴水费。

　　第二十九条　扰乱水工程管理工作秩序，阻碍水工程管理人员和水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等，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水行政执法人员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水工程，是指在江河、湖泊和地下水源上开发、利用、控制、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各类工程，包括河道、堤防、水库、水闸、泵站、水电站、渡槽、沟渠、塘坝、机电井等各类工程和设施。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评析
——我国国际私法对消费者之保护

于颖 武汉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消费者保护/保护性冲突规范/消费者经常居所地
内容提要: 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是我国首个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本文专门针对该条进行评析，认为该条款在我国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同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通过对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理论基础及适用方法进行分析，探寻第42条缺陷产生之原因，进而提出对该条款的改进意见。


　 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该法将于2011年4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的首部国际私法法典，其中第42条是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专门规定。虽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中都有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但是并未对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做出规定。《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规定是我国立法首次表明区别对待消费者合同与普通商业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立场，本条款最大的进步在于采用保护性的立法方式保护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突破传统连结点的局限，采纳新的连结点“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以此代替“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连结点；同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的适用予以限制。然而第42条的规定并不完善，欲洞见其内在原因，必须从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之分析与历史流衍的梳理中寻找依据。

　 一、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与历史流衍

　 与普通的商业合同相比较，消费者合同普遍具有如下特点：当事人掌握的合同标的物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了解的信息存在瑕疵；当事人地位不平衡导致双方不平等的定价权；[3]在出现纠纷后，由于诉讼成本高昂、程序耗时，消费者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因此，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立法都对消费者合同适用与普通商业合同不同的法律原则，以保护合同中的消费者。

　 （一）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

　 消费者保护的法哲学基础是：在消费者合同关系中，相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必须要通过立法予以保护。[4]保护性立法的天平是向弱者倾斜的，其正当性要从当代社会实质正义的价值目标中找寻依据。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两类，矫正正义的目的在于对错误行为进行修正，如通过赔偿对受害者的损失进行修正，此乃通过对错误行为的制裁得到个案结果的平衡而实现法律的正义目标；分配正义是通过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表现在将利益从某一社会集团向另一社会集团转移，以达到实质正义的目标。[5]将消费者作为弱者予以保护，通过保护性立法向弱者分配更多的利益，就是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发挥法律的正义功能。[6]

　 欧洲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有必要通过国际私法保护以消费者为代表的弱方当事人，以追求冲突法的实质正义的观点。[7]因为，如果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性规定仅仅停留在国内实体法的层面，即便是一国国内法以牺牲合同自由为代价来保护消费者，可能会出现被保护方的对方当事人选择保护程度较低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作为准据法，那么消费者还是得不到实质保护。因此，消费者保护的哲学基础必须延伸至冲突法的领域，对当事人的选择权限予以限制。[8]“有利的法”（lex favoritstis）这一冲突规范原则是消费者保护哲学在冲突法中的具体表现，即要适用对弱者有利的法律。“适用弱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这一冲突规范就是由该保护原则所派生出来的。[9]在消费者合同领域，“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的法律”结合“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则被国际公约与各国立法所最广泛采用，作为保护消费者的国际私法准则。

　 （二）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历史流衍

　 消费者法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现象而存在，[10]其历史并不久远。自由主义哲学赋予合同当事人最大的自由以追求经济利益，导致合同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有机会利用和压制弱方当事人，[11]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者保护立法运动伴随着战后消费者社会的成长开始迅猛发展，各国纷纷通过法律干预为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些保护性的制度逐渐形成消费者法。在国际私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消费者保护更是一个非常年轻而充满变幻的课题。传统的消费者合同一般都不具有国际因素，[12]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开放、交通的便捷、旅客的流动、通讯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为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进行跨国消费，全球化的趋势使得消费者在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愈发恶化，对跨境消费者合同中消费者的保护，国际私法的作用昭然不可没。

　 尽管美国是20世纪冲突法革命的先锋，但是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运动却是发端于欧洲。1980年，冯梅伦教授在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14次大会提交的《某些消费商品买卖法律适用公约》草案报告中，首次提出区别普通商业合同和消费者合同的适用规则，并提出对消费者适用特别的保护性冲突规范。[13]同年的欧盟《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即“1980年罗马公约”，就采纳了冯梅伦教授的理念并在第5条中规定：消费者合同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他法律，但这种选择不得剥夺消费者住所地法的强制规定所赋予消费者的保护。该公约确立了“有利于消费者原则”，是首个采用保护性冲突规范规则保护消费者的立法。[14]“罗马Ⅰ条例”[15]在2009年12月17日取代了“1980年罗马公约”，并延续了罗马公约的上述原则，规定消费者应受其惯常居住地国法律的保护，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不得减损此种保护的程度。受欧洲的影响，美洲国家近年来对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现出极高的热情，自2003年开始，美洲国家间组织（OAS）积极采取行动致力于跨境消费者保护国际私法的统一，提出一系列保护跨境消费者（包括跨境电子消费者合同）的国际私法公约草案。[16]最有建设性的是巴西政府提交的《美洲国家跨境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公约草案》，[17]该草案若获通过将会是世界上首部规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在各国国内法层面，欧洲国家较早在立法中确立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私法原则，例如瑞士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第120条就是一条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条款；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从欧洲迅速蔓延至美洲，美国从1981年在消费者合同的案件中开始采用保护性适用方法，[18]加拿大魁北克省也在1991年其《民法典》[19]中采用相关规定。至今，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中都已确立了消费者合同适用保护性冲突规范的原则。[20]

　 二、《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进步与局限

　 根据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1条，一般债权关系准据法的确定首先要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其次是特征性履行或最密切联系原则。而《法律适用法》第42条基于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将消费者作为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适用专门的向消费者利益倾斜的法律适用规则以保护消费者。该条可以融释为以下三点：第一，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为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第二，如果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三，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对于上述三条适用原则的深度疏解令人亦喜亦忧，问题举要如下：

　 （一）第42条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限制，但限制目的并不清晰

　 虽然“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确定合同关系准据法的首要连结点，[21]但是在《法律适用法》第42条中却首次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予以限制。传统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决定合同关系准据法最重要的连结因素，这一连结因素对于双方都是经营者的商业合同来说是可以接受的。[22]然而这一连结点适用在消费者合同中是否恰当？[23]因为在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会利用消费者的弱者地位通过格式合同条款，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此时的意思自治并非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体现，而是提供格式条款的那一方当事人单方的意思自治。[24]如果“当事人意思自治”开始成为强者支配弱者的工具，其在国际私法中的就毫无价值。[25]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消费者合同中必须予以限制。[26]虽然欧洲和美国各有不同的国际私法制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都持相同态度，[27]均对消费者合同中的“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进行限制，从而防止经营者诱使消费者签订格式合同、按照经营者的意图选择法律的现象的发生。《法律适用法》第42条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并非全然否定，根据第42条的规定，如果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这一规定并未完全放弃“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而是一种有限制的意思自治，限制消费者合同关系中的强者，将权力分配给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这种理念无疑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一次大飞跃。

　 《法律适用法》虽然在第42条上体现了立法观念的进步，然而第42条在未来的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的问题：首先，从选择的内容来看，是否只要选择商品提供地法律，就要适用之？是否无须顾及该地法律的保护标准是否低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的保护标准？也无须顾及该地的法律是否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的强制规范相冲突？其次，从选择的方式和时间来看，如果消费者的选择是在与经营者签订合同之时，若经营者提供的格式合同中规定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消费者签订了该合同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同意适用该法律？消费者在没有专业律师的指导下所进行的选择，是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达？因为其可能并不知道他选择的法律是否对自己有利。另外，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中的强制规则已经成为国际私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强制规则是不能被合同所排除、改变或限制的法律规定。[28]在《法律适用法》第42条中并未有相关规定，虽然本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但是也只是对我国法律中的强制规则做出规定，这种无视其他国家的强制规则的做法有欠周全。因此，第42条关于如何限制意思自治的规定不够严谨，不仅未达到保护消费者的预期效果，反倒会被商家钻该规定之漏洞而逃避某种法律的适用，最终结果是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实质性保护。

　 （二）第42条虽采用保护性连结点，但未明确区分保护对象

　 第42条采用新连结点，即“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并将其作为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连结点。这一连结点是20世纪初，为了解决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关于“国籍”和“居所”的冲突，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多方协调妥协的产物。[29]然而，将“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作为连结点却是1980年的罗马公约，第5条规定消费者合同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采用该连结点的理由在于，消费者作为非专业的个体，只能假设其对本国法律会有所了解，并不太可能了解外国法律甚至外国法院，对跨境消费者进行保护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适用消费者的住所地或居住地法。[30]目前“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公约以及各国国内国际私法立法中最重要的消费者保护的连结点。第42条对该连结点的采用，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进步的又一体现。

　 一般情况下，涉外消费者合同是消费者在本国购买外国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的合同。然而，现代社会中消费者主动前往外国进行消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目前国际公约和区际条约以及各国国内立法都有将消费者区分为主动消费者（active consumer）和被动消费者（passive consumer）[31]的趋势，并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前者是指主动前往商家所在国要求购买商品或在此地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如游客；后者即普通消费者是指受外国商家主动邀请，在其住所地国购买该商家的商品或服务者。普通消费者，即被动消费者应当受到其住所地或惯常居住地法的保护，而主动消费者则不应期待适用其住所地法。[32]显然，对于主动消费者合同也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这一连结点并不合理。欧盟的罗马公约虽未明确使用主动消费者和被动消费者术语，但是其限定适用保护性冲突规范的条件[33]符合被动消费者的含义。OAS的《美洲国家跨境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公约草案》[34]中，明确规定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概念并区别适用不同冲突规范。

　 根据第42条的规定，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这一规定可以剖析理解为：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消极的主动消费者合同），则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还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而无论消费者是在其经常居所地国消费（被动消费者合同），还是消费者离开其经常居所地国，主动前往经营者营业地进行消费（积极的主动消费者合同）。这一规定似乎有区分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的倾向，但是区分的界限过于模糊，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上会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仅仅将经营者是否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作为唯一标准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但消费者却并未在该地进行消费，而是主动前往位于某一外国的该经营者的其他经营场所进行消费，是否就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例如LV虽然在中国有专卖店，但是很多中国游客都喜欢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LV店购买其商品，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该经营者在中国也有经营活动就要适用中国法律的话，未免太过牵强。区分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的关键是看消费者在何处缔结合同，而并非经营者于何处经营。因此，第42条表现出我国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要对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区别对待，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细致区分“主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和“被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两个不同连结点适用的条件，对保护对象的界定不够准确，存在立法逻辑上的漏洞，将难以维持法律适用结果的公正性。

　 三、对《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困境之反思

　 如上所述，第42条对消费者合同做了特别的关注，是我国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飞跃。这些进步并非我国立法者创见，本条规定是立法者在借鉴许多国外先进立法范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现实状况而制定的。然而第42条仍然暴露出诸多缺陷，反思其原因，与横，对于国际公约及各国法律的最终适用结果未做充分的异中观同之比较研究，因此第42条与国外相关规定的法律适用结果不能保持一致性；与纵，因效法国外先进立法理念时取象忘意，未能够洞见其背后真正的立法目的及价值取向，遂在制定第42条时缺乏清晰的价值标准作为指导义理，恐难达到为消费者提供实质性保护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在完善我国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过程中，应该遍润如下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