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商品流通领域保护知识产权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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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民间借贷关系
——张三诉李四民间借贷纠纷案

【问题提示】
如何运用优势证据规则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要点提示】
当事人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或者是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各持一词。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可能性明显大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则可以运用优势证据规则认定原告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据以裁判。

【案例索引】
一审：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2010）芙民初字第XXXX号（2010年11月19日）

【案情】
原告张三（女）。
被告李四（男）。
原告张三诉称：李四分多次找我借款现金24万元，后于2008年9月19日出具《借条》，约定年内归还。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我多次找李四索要，李四均以种种理由拖欠未还。为此具状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四立即偿还借款24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李四辩称：张三是我的大姐。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都一直住在同一个小区，在同一个商场做生意，两家关系不错。2007年5月，我们决定去XX开厂做家具生意。双方饭桌上商定，李四负责关系和多出力，张三多出钱，如果赚了钱就平分。这应该算是双方的口头协议。但这次由于没有找到厂房而未能办成。只好返回XX，并商定于2008年继续去XX办厂。2008年3月底，由于我没有资金，需要卖掉住房以筹措资金办厂。在作出卖房决定前，我再三征求张三的意见是否继续办厂，张三满口答应继续办厂。没想到我卖了住房之后，张三不知出于什么想法居然打电话说不去办厂了。我对张三的这种做法很恼火，于是也决定不去办厂了。待我冷静下来后，张三又来到我家中，说又还是要办厂，并要我先去找好厂房，厂房找到之后会马上转资金过去。我知道张三为什么要急着办厂，是因为张三当时正在闹离婚，张三想远离有过严重精神病史的姐夫，怕离婚后纠缠不清，同时也是要为儿子创点业。我于2008年4月11日到XX，5月份就找好了厂房，6月份买图纸开发款式，这时张三来到XX，并住在XX市场。由于张三的存折是用我俩母亲的名字开的，没有母亲的身份证取不出钱，加上其他一些事情，张三经常往返于XX与XX之间，直到8月底处理了儿子读书、XXX门面转让等事宜之后，才于9月3日来到厂里，共同组织参加9月8日-15日的国际家装展销会和安排厂里的各项工作。此后由于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原本红火的展销会寥寥无人，我们新开的厂更是一没客户，二没有商场，展销会结束后几乎没有几套订单。而这个时候我们厂已经投入七八十万元，展销会结束后，则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在这期间，张三让父亲带来XX5万元；6月份转款5万元；7月29日转款9000元，给付现金3000元；8月2日转款63 000元；8月15日转款5000元；8月23日转款3万元；9月5日转款2万元，这样分七次共注入合伙资金23万元。这就是张三投入的全部合伙资金。2008年9月19日，张三称儿子在学校打架，需要回XX处理。我说你现在回去厂子怎么办？现在账上没有一分钱了。张三则说我已经投入了那么多钱，你投入多少我还不清楚。张三也曾经要求过将投资开支明细账交给她，我由于太忙没有交，只是把客户打款的银行卡交给了她。张三说我回去转24万给你，但你必须现在打一张《借条》给我，账就以后再算。我当时由于连日劳累，通晚没睡，就昏昏沉沉地答应了，出具了一张《借条》。张三当天就回了XX，之后再也没有回厂，也没有打过一分钱，我也再没有收过她一分钱。至此，我才知道张三要我出具《借条》，是挖了一个坑让我往里跳，以至于今天她才有机会起诉我。张三给我的资金，除了合伙的资金差不多是24万以外，再未给过我任何钱款。张三说我借款24万元，那么这24万元又是如何给付的呢？总之，我虽然打了《借条》，但张三并没有真正给付过24万元，我也不应归还张三24万元借款。张三给付过23万元，但这是投资入伙办厂的钱，并不是借款。入伙办厂因金融危机亏损80多万，两个人都应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张三的诉讼请求。
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张三和李四系姐弟关系。
2007年5月-2008年9月间，张三和李四曾商量一起去XX、XX办厂做家具生意，但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期间，张三通过银行转账、现金等方式共分七次给付李四共计23万元。
2008年9月19日，李四向张三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借条》 今借张三现金贰拾肆万元整。年内尽量归还。借款人 李四 2008.9.19日。”
关于《借条》的由来，张三法庭陈述称，双方原来确实商量过合伙办厂做家具生意的事情，张三也曾分七次给付了共计23万元的资金，但合伙本身是张三不情愿的，李四还多次发短息威胁要求张三入伙。头两次给付的10万元，本来都是借给李四的。后来张三觉得既然借了这么多了，干脆就合伙算了，于是继续付款。可待张三要求知晓家具厂的资金账目时，李四却不同意，只是给了张三没有实际价值的客户打款银行卡。张三感觉和李四不可能合作好，要求退出，李四同意张三已给付的投资款算作借款，于是就向张三出具了《借条》。至于借款金额为何是24万，张三法庭陈述称，这24万元中包含了合伙前李四曾经欠着未还的1万元，因而合在一起就是24万。对此说法，李四称此前确实借过张三的钱，但后来都还清了。张三则反驳称，当时李四为了购房向张三借款5万元，后来只还了4万元，还剩下1万元未还，于是与23万元合在一起后，由李四出具了金额为24万元的《借条》给张三。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借条》、手机短信、书面证词及双方当事人法庭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审判】
XX省XX市XX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三和李四系姐弟关系。双方曾一起合伙办厂做生意，为此张三曾分七次给付李四共计23万元。在双方因合伙事务发生争执、能否继续合作下去难以确定、张三决意退出的情况下，李四就张三已经给付的资金23万元连同此前借钱未还的1万元向张三出具金额为24万元的《借条》，并承诺尽量年内归还。因此，张三和李四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此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现李四没有按照承诺的期限和数额归还借款，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张三要求李四归还借款24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依法应予支持。
李四答辩认为《借条》系张三谎称回去后继续转款24万元作为合伙资金，但要求李四先打《借条》，而打了《借条》之后张三一是没有再回厂合伙，二是没有再转过一分钱款，因而李四并没有实际向张三借款24万元，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答辩理由，法院认为不足采纳，理由如下：因为双方合伙期间就是否应当共掌资金账目而发生争执，张三亦由此心生去意。在此情况下，张三会像李四所称的那样回去再转款24万元作为投资，从日常生活情理上看应为不可能。两相比较而言，张三所称的在张三意欲退出合伙的情况下，李四承诺张三已经投入的23万元资金转为无息借款，并承诺年内归还的说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而从举证证明的角度来看，张三所举证的《借条》，本身即表明了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而李四所举证的书面证词，充其量只能证明双方曾经存在过合伙关系，但不能否定双方终止合伙时就张三入伙资金作借贷关系处理的双方合意，因而张三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李四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至于《借条》金额为24万元而非投资款23万元，张三对此作出解释是此前李四欠有借款1万元未还，因而这次算作了一起。对此，李四并不否认此前曾向张三借过钱，只是强调已经全部还清了。如此情况表明，张三关于借款金额构成中1万元的由来的说法亦具有合理的可信度。综上，李四关于不成立借款关系的答辩理由难以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至于李四辩称合伙亏损80余万元，张三应当分担亏损的意见，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以另循他径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李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张三借款24万元。本案受理费2450元，由李四负担。
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本判决已经产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规定即为人民法院认证证据的优势证据规则。
优势证据规则，又称“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规则”，即当证据显示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可据此进行合理判断以排除疑问，在已达到能确信其存在的程度时，即使还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性，但也可以根据已有证据认定这一待证事实存在的结论。
如何理解优势证据规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证据是否有优势是对证据证明力的评价，而不是单纯对证据数量的衡量。
2、对证据具有优势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基础之上。
3、证据具有优势，必须达到足以令人确信其待证的事实确实存在的程度，但所要求的证明标准是一种相对的“法律真实”，而非绝对的“客观真实”。
4、优势证据是认定待证事实的最低限度的证据。证据是否属于优势证据，是人民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进行比较的结果，但这种比较必须建立最低限度的基础之上，而不只是简单的比较。比如，原告起诉被告借款，原告未能提供借据等有力证据，而仅由其配偶作为证人提供证词，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即使毫无证据可举，原告也不可能胜诉，因为原告的证据没有达到最低限度。
5、优势证据规则符合认识论规律，具有科学依据。法官对证据是否具有优势的判断是主观思维的结果，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主观的，但主观的认识根源于客观事实，因而根据证据内心确信后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优势证据规则的确立，是保障诉讼公正的需要，是实现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的需要。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既要追求客观真实，又要注重速度和效率，因而应当大胆而正确地运用优势证据规则。
本案中，原告张三为主张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借条》作为证据。李四为证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而成立合伙关系，提供了一些书面证词作为证据。
对于张三所举证的《借条》，李四质证称《借条》虽然是李四签名出具的，但张三并未实际给付相应数额的借款给李四，因而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对于李四所举证的书面证词，张三则质证称一开始双方也还是有过合伙关系，但后来在合伙资金的处理中通过《借条》的方式衍生出了借贷关系。
对双方上述所举证进行比较，即可明显看出张三一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李四一方所举证据的证明力，从而构成优势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待证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事实确实存在。因为本案中张三所举证的《借条》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中的书证，书证是以其所记载的思想内容证明待证事实。本案中的《借条》系李四向张三亲笔签名出具，就足以证明李四向张三借款的事实。而且，《借条》一旦出具，不仅能证明当事人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且能够证明借款人已从出借人受领了与《借条》所载金额相同的款项。本案当事人关于款项往来过程的陈述，亦足以印证李四确实已从张三那里受领了相应数额的借款。李四所举证的书面证词在法定证据种类中则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并未出庭作证以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优势证据规则，完全可以认定张三所举证的《借条》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李四所举证的书面证词的证明力，从而采信张三的证据，认定双方民间借贷关系成立。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张三并不否认和李四一开始是存在合伙关系的。但后来《借条》的出具，结合当事人关于合伙过程的陈述，即足以表明双方曾经的合伙关系到后来已衍生出了借贷关系。因此，张三依据《借条》主张借贷关系债权，是完全合法合理的。至于曾经的合伙关系，如果还存在债权债务未结清，双方是完全可以另行协商或者诉讼解决的，但这与本案《借条》所承载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而不能并案审理。
本案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息诉服判，未提起上诉，也说明本案中法院运用优势证据规则采信证据和认定事实，并据以作出裁判，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纠错程序不能缺位

　　　　杨涛


　　　闹得沸沸扬扬的宁夏银川出租车风波，终于以市政府停止执行“两个文件”的决定，得到平息，从8月3日早晨开始，银川市部分出租车已开始运营。人民网8月5日报道，在银川第五届国际摩托车旅游节招待酒会上，记者与银川市市长刘学军相遇。刘学军坦承：银川市的工作没做好，这几天他的压力非常大，晚上时常睡不好觉。
　　　银川市的工作的确没有做好，市政府出台的《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两个政府规定，都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而按照国务院规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银川市却从未向社会公示，也没有召开听证会。行政许可法规定，实施时必须有30天的准备期，而银川市从公布到实施只有四五天的时间。至于国务院规定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等等对于依法行政的要求，银川市统统都没有兑现。刘学军说：“银川市出台出租车管理办法之前，曾进行过半年时间的调研，并派专门的工作组到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取经。后来又征求社会上的意见，遗憾的是他们找的全是出租车公司的老板，没有听取身处第一线的出租车司机的意见，导致出台的管理办法和管理规定不符合实际，引起广大出租车司机强烈不满。”如果这也算是调研或听证，那只能说明要实现国务院依法行政的要求，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用“打擦边球”和做样子的方式来规避国务院的规定。
　　　　对于这么一个程序上不合法的地方政府规定，我们遗憾地看到，法律并没有给予相对人一个有效地启动对其纠错的程序。银川出租车风波虽然平息了，但它仍是遵循的是：受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集体上访??媒体的连续报道??引起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地方政府主动终止规定的效力的非正常法律程序，这一带有强烈人治的程序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也很难保证一些地方政府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从而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虽然都规定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但并没有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不服是否有权提起合法性审查，受理机关、受理时限、如何审查与对审查不服如何救济等等程序规定。而我们知道，地方人大会常委会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从备案中发现，是一种事后的监督，具有滞后性；而且地方人大会常委会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所作的规定利益无关缺乏审查的强烈动机很难主动去审查，况且不是当事人也难以自行发现问题，这一切都让地方人大会常委会的审查有效性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实践中，几乎未有过地方人大会常委会主动撤销地方政府的规章这一事实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司法救济层面上，地方政府的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不具可诉性，这让受规章、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不能对其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在行政救济层面上，《行政复议法》虽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但是，这只是一种事后救济，带有滞后性，这是一；其二是依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是较低层次的政府部门，其无权审查，要提交制定的政府机关自行审查，时间就拖得相当长；其三是由制定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机关来自行审查也缺乏公正性，很难做到自身纠错；最后，这一规定还特别说明“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从而排除了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审查。
　　　　　受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不能得以有效救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违法没有有效纠错程序，相对人在体制内不能理性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就只好采取非理性的体制外的表达??集体上访等方式，以求得到上级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与不稳定。
　　　　　宁夏银川出租车风波的解决不应成为我们处理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违法的范例，寻求制度上的突破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重点。从法律角度思考，出路有二条：一是法律应该规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有权对于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向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并制定出比较可行的细则，让审查有公开、公正的程序，并且对审查结果不服还能再次提交上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否则即使《立法法》规定了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在前不久成立法规备案审查室，但仍收效甚微；二是将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列入可诉性范围，受规章、规定不利影响的相对人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可以对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得到司法救济。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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