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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建立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的立法构想

钱贵


　　任何一部法律应具有适应性、稳定性。因此，我们应在在对有限合伙制度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了解市场的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来制定我国的有限合伙制度，以期它能够完全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从而可以及大的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有限合伙的立法模式，我国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对《合伙企业法》进行修订。其理由是:有限合伙是作为合伙法的特殊问题，均属于合伙制度的组成部分，且内容比较少，单独立法费时费力，无此必要。只需在合伙企业法中确立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对其特有属性加以专门规定即可。有限合伙与合伙相同的部分，则直接适用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以节约立法成本。（二）制定专门的《有限合伙企业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的民商法的立法体系应采用民商合一体例，而不是民商分立体系。基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的建立，民法典对商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加以规定，具体的商事法律关系由单行商法调整”，[1]因此作为专门调整合伙和有限合伙的法律关系，应分别由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三）采用合同形式。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合伙的建立是基于合同成立，虽然有限合伙证书是有限合伙登记的要件，但依然离不开有限合伙协议。无论修改合伙法，增加有限合伙的法律规定，还是对有限合伙专门立法，都受合伙合同的制约。因此，与其浪费时间、精力修订合伙法或制定有限合伙法，不如根据合伙协议的基本属哇，遵循“意思自治”原则，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予以保护。
　　我们认为，选择一种立法方式的两个标准是看是否能够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是否能与我国的立法体系相一致。只有符合市场发展需要的法律，才能发挥其引导市场、规范市场、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立法的结构应和谐一致，基本法与普通法、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应主辅分明，相辅相成。基于此，我们赞同制定专门的有限合伙法。首先，有限合伙法应采用主体立法的模式。国外有关合伙的立法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确立合伙契约制度，其立足点是契约，旨在调整所有合伙关系，形成一部规范合伙人之间以及合伙人和第三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律;二是确立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其出发点是主体，主要是规范企业的行为。从而保护与合伙交易的外界安全。”[2]我国对于合伙立法一直是走主体立法之路。如我们的《民法通则》就将合伙放在了“自然人”一章中加以规范，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单从名称上就可看出其主体立法的特征。合伙走主体立法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建立与商事主体地位对等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的需要。而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特殊类型，也属于现代商事主体范围，理应采取主体立法，而不宜采取合同的形式，即行为立法。否则，不能与现有立法体系保持一致。其次，应将有限合伙独立于合伙法之外。有限合伙虽是合伙法的特殊形式，但这种特殊性兼有限责任公司和普通合伙的特点，不予明确界定，将难以适用。我国立法体系是民商合一，《民法通则》规定民、商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调整具体的商事关系的法律则以单行法的形式予以规范。我国的商事主体立法，主要有《公司法》、《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三部单行法，有限合伙亦应由专门法予以规范。
　　二、具体立法内容的若干建议
　　（一）有限合伙的主体：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都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而我国的立法却存在矛盾。我国《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了法人之间的合伙型联营；而《合伙企业法》中则规定了“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际上是指自然人，排除了法人作为合伙人的可能性。在理论界，对法人能否成为普通合伙中的合伙人的问题，也存在着比较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首先，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一般都承担无限责任，而法人本身承担债务的责任是有限的，因此法人无法承担无限责任。其次，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不利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且与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的对外投资所作的限制性规定相冲突。最后，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有关法制尚不健全，有些企业存在厂长(经理)损公肥私的严重问题，如果允许这些法人与个人搞合伙，有可能为不法分子利用合伙之机逃避债务、转移和侵吞国有资产提供可乘之机，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3]但是我们认为，应当允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的有限责任制度产生作用的对象仅仅针对有限合伙人，而非法人本身。，也就是说有限责任是投资者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超出其出资额的债务不承担责任，而法人对于自己的债务却要承担全部责任，对于这一点我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有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承担责任。”所以，有限责任只是投资者的有限责任，法人的独立人格决定了法人一经成立，其即是独立的，即与投资者无任何连带责任。因此以公司成为合伙人将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为由拒绝确立公司成为合伙人也是相当牵强的理由。就国有企业而言，资产流失与否与其是否参加合伙并无直接联系。相反，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应是多年积存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太多的弊端。对这种现象应通过国有资产立法来规范，而不能通过禁止法人合伙的规定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基于上述理由，我国在对有限合伙立法时，应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
　　（二）有限合伙的设立：1.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其目的主要是服务于市场，改善投资环境，为投资者提供宽松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因此，在设立中，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便于管理”的立法思想，采纳美国的准则设立主义，只对有限合伙中的合伙人的组成、基本情况和认缴出资予以审核，并将合伙协议登记备案。其中对合伙人的出资额的审查应以认缴的出资为准。这里主要指有限合伙人的出资，因为普通合伙人可能以劳务出资，且不因出资为限承担无限责任，对其出资的审核无实在意义。而有限合伙人是按出资额分享利润、承担损失的，无论其是否出资都是以有限合伙证书中登记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而不以其实际缴纳的资金额为准。如果在合伙协议和有限合伙证书规定的期限内，未交纳出资，作为有限合伙管理人的普通合伙人完全有权力通过修改有限合伙证书将其从有限合伙中排除。2.确立信息公开制度，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信用机制，有限合伙在设立程序上的简便，可能有人会引发对投资者投资环境的担忧，因此，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信息公开制度分对内公开和对外公开。对内公开是对合伙人公开有关合伙的信息，包括合伙人的清单、有限合伙证书及修改的证书、最近三年的纳税报告和财务说明书等文件；对外公开是向社会或与之交易的人公开有关合伙情况。对合伙人出资额的变更、合伙人的入伙、退伙等影响有限合伙资信和投资风险的事项的变化更应进行公开。确立信息公开制度有助于规避投资风险，起到风险预警作用，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3.限制普通合伙人的人数，英美两国对有限合伙人数有不同的规定，前者对合伙人的上限进行了控制，而后者则不作规定。我们认为，不区分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而对整体合伙人的人数进行限制或不限制都是不可取的，应当只限制普通合伙人的人数。有限合伙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融资手段，有限合伙人是出资者，类似于股东。有限合伙人愈多，有限合伙的融资功能愈强，加之有限合伙人不参与经营，对合伙事务不具有影响力，限制其人数，将会大大削弱有限合伙本身具有的融资优能力。在有限合伙中，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事务的经营，普通合伙人之间地位平等，每一普通合伙人都有权参与合伙企业事务的决策，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决策都必须是合伙人共同决定的。这种人合的性质，决定了普通合伙决策效率的低下，因为人越多，出现不同意见的概率就越大。同样，在有限合伙中，如果不限制普通合伙人的人数，偏低的决策效率就无法使企业适应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风险投资领域，往往使难得的商机在众多普通合伙人相互争论中成为过眼云烟。所以，对普通合伙人的人数进行控制是由有限合伙制度本身决定的。
　　三、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
　　有限合伙作为一种融资的手段，要发挥有限合伙的融资功能，就必须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而首先是要设计出能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制度。有限责任是吸引投资者投资的一个重要要素，但其对价是放弃对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权。有限合伙的无限责任主要是从保护债权人的债务权益角度考虑的，而不在于其增强了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道德风险约束。有限合伙人的盈亏全假普通合伙人之手。如何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有限合伙人的权益而又不至于破坏有限合伙最基本的属性，是立法中需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以为，应在立法明确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利润分配权；知情权，即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理人查阅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表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资料。这是有限合伙人维护自身利益，监督普通合伙人经营行为的一项重要权利。另外，应当赋予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一定的参与权，主要指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建议权和咨询权。为了避免加重有限合伙人的责任，可以以列举的方式规定有限合伙可以实施而不被认定为参与合伙事务的行为。
　　四、有限合伙的解散与转变
　　有限合伙兼具人合和资合的因素，在制定有限合伙法中，应强调其存续的长期性，保障其稳定性。因此，在规定有限合伙解散的事项的同时，应参照美国的作法，规定如：全体合伙人书面同意或合伙协议规定有不予解散的条款及有限合伙证书的授权时，允许有限合伙不予解散。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参考文献
[1] 参见邓保同:《关于合伙企业立法的几个问魔》，载《经济与法》，1996年第6期。
[2] 马强著:《合伙法律制度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3] 陈华彬.隐名合伙的性质、特征及立法建设 [J] .法律科学，1993.（2）.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

颜 其 顺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谈到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提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我认为，维护社会主义司法权威，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需要，也是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检察权威属于司法权威。全体党员检察干警是法律监督的骨干力量，应当在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到这一点，我们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和实践。
一、要明确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内在要求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内在要求。统一是部分联系整体或者一致。胡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理解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完善统一的法律体系，使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二是要做到法律实施的统一，任何个人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适用法律不能因人而异。所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的内在要求。尊严是尊贵庄严或者可尊敬的地位。宪法法律至上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守法、崇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尊严的体现，执法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的手段。所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严，一方面需要每一个公民在内心建立起对法律的尊崇和强烈的守法意识，另一方面需要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社会主义法律实施的统一和切实遵守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法律权威，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法律实施的统一和切实遵守。如果社会主义法律得不到统一实施和切实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就失去了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就要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明确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的内在要求，也就明确了其相互关系。检察机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就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实施和切实遵守，即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
二、要明确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关系
社会主义检察权威是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曹建明检察长指出，社会主义法制权威是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社会主义执法权威和社会主义司法权威的统一。我由此理解，社会主义检察权威是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因为检察权威来自于强化法律监督，维护法律实施的统一和尊严。可见，社会主义检察权威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权威。
社会主义检察权威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中发挥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审判机关处在社会主义法制的不同环节，都承担着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使命。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检察权，既要严格依法办案，又要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纠正和查处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就是检察权威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中的重要作用。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需要树立社会主义检察权威。既然社会主义检察权威是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又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树立社会主义检察权威至关重要。“权”不等于“威”。“权”只有正确行使、全面行使才有“威”。可想而知，如果检察权被滥用，或者不能充分地行使，就失去了检察权应有的“威”。
社会主义检察权威与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关系，要求检察干警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实际行动，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这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需要。
三、党员干警要在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社会主义检察权由检察机关的干警具体行使。我们每个干警的自身素质和执法效果、工作效果决定社会主义检察权威。自身素质越高，执法效果和工作效果越好，检察权威也就越大。所以，全体干警尤其是党员干警要从维护检察权威的高度，带头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执法效果和工作效果。
一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首先要坚定检察工作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定检察工作政治方向的思想保证。我们要把当前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与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不断克服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符的执法观念。结合执法办案实践，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不敢于监督难以维护公平正义；不善于监督难以提高综合效果。在敢于监督上，主要是防止和克服畏难怕事思想和关系阻力干扰，要有刚直不阿的品质和知难而进的锐气。在善于监督上，主要是防止和克服单纯业务思想和单纯任务观念，要在力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中，正确处理执法办案与服务大局、办理案件与化解矛盾、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是抓住了维护检察权威的根本。
二要不断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要具备与新形势下执法办案需求相适应的业务本领。医学权威，往往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能够治愈一些疑难杂症。同样，也只有精通某一项业务，甚至成为复合性人才，才能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取得检察权威。如果业务不精，执法能力不强，办案质量不高，那就谈不上检察权威。所以，维护检察权威，必须不断提高业务本领。无论新同志，还是老同志，都要自觉地坚持工作中学习，学习中工作，侦练一体、审练一体、干练一体，并且善于在办理疑难案件中提高能力，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提高质量，在这“两个提高”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检察权威。
三要努力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如果存在执法违法、吃拿卡要、冷硬横推、互相诽谤、胡作非为的问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不好，也会失去检察权威。执法者的个人形象，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要从塑造我们每个同志的自身形象做起。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塑造自身形象要有高标准。一是在宽严相济中维护公正执法的形象。既要防止徇私枉法，又要做到区别对待。当严不严不公正，当宽不宽也不公正。要坚持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人人平等。使人民群众感到，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既严格依照法律和刑事政策，又努力促进社会和谐。要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二是在规范执法中维护文明执法的形象。执法活动的规范是文明的，并且越来越具体。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规范意识，落实规范要求。要认真开展“质量评查”活动，不仅要评查案件，而且要评查事务、评查管理。以评查促规范、促提高。三是在严守纪律中维护廉洁执法的形象。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检察纪律和廉洁从检规定。特别是与案件有关的饭坚决不吃、礼坚决不收。严防以案谋私，徇私枉法。当前，要认真贯彻执行高检院下发的《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暂行规定》，要以支部为单位，按照廉洁从检教育的安排，认真开展“六查六看”，及时消除隐患。领导者要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能流于形式。四是在和谐合力中维护先进集体的形象。这些年，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干警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院获得了许多荣誉，提高了检察权威。但仍然存在与先进集体不相称的现象。我们要增强集体荣誉感，树立院兴我荣，院衰我耻的思想，形成“知廉耻、讲文明、促和谐”的风气，在相互和谐、工作合力中发扬成绩。
综上所悟，归结一点，检察机关结合检察职能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要从维护社会主义检察权威做起，从提高素质、规范言行做起，从扎扎实实办好每一个案件、做好每一项工作做起。党员干警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