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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社会帮教与对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

杨春平 马毅恒


近年来，青少年重刑少年罪犯人数逐年上升。据统计，仅2002年江苏省两个少管所共收押被判处10年以上的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刑的少年犯共442人。这些人，我们习惯上称之为重刑少年犯。重刑少年犯数占所有少年犯的60%以上。这些少年犯罪行重、刑期长、年龄小、但可塑性强。他（她）们中独生子女占 83%。对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改造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而改造难度最大的要数重刑少年犯。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不仅要依靠监管改造机关系统、持续的努力，更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帮教特有的矫治功能。
社会帮教，就是通过之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来实现教育改造的个别化、社会化和科学化；是监管改造机关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手段之一。与普通成年犯相比，重刑少年犯在心理、生理和刑期上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帮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差异性。
一、针对重刑少年犯刑期长的特点，通过社会帮教，促进行刑个别化，教育他们做到三个“正视”，稳定情绪，安心改造。
刑期长，是重刑少年犯的一个显著特点。相当一部分少年犯，刑期要超过其年龄，这就意味着无论他表现多么突出，都必须在高墙铁窗中度过二分之一以上刑期。这对于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情绪容易波动的花季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强调严格管理或一味地空喊认罪服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针对这些特征，社会帮教工作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晓之以理，帮助他们正视过去的犯罪。，法制观念淡薄是少年重刑犯的共同缺点之一。当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有的甚至觉得好玩，根本不知道或没有考虑这是否是犯罪。判刑后，有的人虽然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但大都是肤浅和片面的。针对这种情况，管教部门除了对他们进行常规的法制教育外，还可以采取一些“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公、检、法办案人员和受害者家属来所，用犯罪事实和亲身感受来给重刑少年犯讲他们犯罪给他人、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可以在他们中间深入开展“假如我是受害者，假如我是受害人家属”的讨论，唤醒他们的良知，增强他们的负罪感和悔罪意识。齐齐哈尔籍少年犯卢××，16岁时因“故意杀人、抢劫罪”被判处死缓。入所之初，负罪意识淡薄、因刑期长、离家远而不安心改造，表现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少管所邀请政法部门和受害者家属来所作帮教报告。听了报告后，卢犯变得沉默寡言。他在思想汇报中写到：“我今天的处境，完全是昨天胡作非为造成的。”“我判刑很重，但这与受害者及其家属所承受的痛苦相比、与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相比，完全是罪有应得。”“我的刑期很长，但我毕竟活了下来，如果我是成年犯，有两个头也不够杀”。思想认识澄清以后，该犯的改造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担会了电容器加工的生产组长，还几次获得大会表扬，四次被评所级改造积极分子。刑期也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再从无期改判为17年，今年又获得减刑一年法律奖励。
二是动之以情，帮助他们面对现实，主动适应服刑生活。重刑少年犯大多是独生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小娇生惯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差，对父母的心理依赖性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省籍犯，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这是他们心理上最为脆弱之处。省第一少管所有一名被判10年的重刑少年犯投送所里以后，对干警讲，他每天晚上做梦都想家。这是帮教活动的切入点。在处遇等级的管理上，对少年犯适度放宽条件，运用亲情电话、亲情共餐和特优会见（与父母）等帮教形式，增加他们与家人有接触、沟通和交流。还可以经常利用少年犯过生日的机会，向其赠送生日蛋糕，为其举办生日晚会，邀请其家长来所举行帮教活动。我们选择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尝试邀请部分家长来所与少年共同生活一天，在共度佳节的同时，辅导和提高少年犯的生活自理能力。省第二少管所苏州籍少年犯龚×（故意杀人，判15年），入监时刚满14岁，身高不足1.5米，加上一张娃娃脸，活脱脱一个孩子。监区分管民警主动与其家人联系，安排他父母经常来所会见、经常打亲情电话、写信。并特意指定一名年龄稍长、表现较好的少年犯组长辅导他自理生活，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洗衣、套被等，很快适应了所内生活。目前，该犯已担任了质量检查员，并获得了一次减刑奖励。
三是导之以行，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对重刑少年犯来说，漫长的刑期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他们最担心家人因自己刑期长而抛弃他们。针对这一情况，少管所管教部门先后与二百八十多名重刑少年犯家长签订了帮教协议，争取家长的积极配合。同时，反复向少年犯本人宣传管教工作政策，让他们懂得刑期的可变性，引导他们积极改造，把握自己的命运，用实际行动来取得亲人们的谅解。南京籍一少年犯许××（强奸，无期），原判四年，，临近刑满时，因余罪被发现，提回重审，加判无期徒刑。由于他的家庭是继父亲母，对越坐越长的刑期，他担心家人尤其是继父不再关心自己。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管教民警主动与他父母联系，反复沟通，达成共识。从不同的角度来关心他的改造，引导他积极向上。几年来，该犯先后多次被评为省级劳动能手、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多次获得法律奖励。去年五月，他和他继父还一起参加了江苏省第五届省级改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按照他的计算，再过五年到2008年，他就有可能回归社会。许某家人的帮助，无疑对他的改造进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四是针对少年爱动感情，自尊心理的特点，培养其健康的人格，促进其改造自新。少年犯罪虽然在心理上有缺陷，但他们仍是有感情的人，在接受改造过程中，都希望能够得到宽恕、谅解，不被人们所歧视。如果管教民警能尊重他们的情感，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不是取训斥，嫌弃的态度，而是对症下药，和风细雨地进行耐心管教，对于他们的优点、进步及时表扬，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的自信心，那么他们把管教干警的要求看作是真正的爱护和帮助，不仅服从命令，服从指挥，而且会对管教民警产生感激之情和信任感。
二、针对重刑少年犯可塑性强的特点，通过社会帮教，推进行刑社会化，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重塑人生，本质改造。
思想改造的过程是旧的心理定势不断消解，新的动力定型逐步形成的过程。从实践中看，重刑少年犯大多数都罪行深重，思想品德低下。他们的世界观尚未定型、人生观显著错位、价值观严重扭曲，知行脱节，情绪、情感极不稳定。常常表现出行动上的盲目性和思想上的反复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少年犯情境犯罪较多，罪行重并不一定意味着恶习深，纵使恶习深，思想的可塑性也较强。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关键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帮教工作可以从亲情帮教着手，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社会帮教，重塑重刑少年犯的“三观”。
一是开办家长学校。邀请少年犯家长来校，向他们宣讲有关法律常识，介绍监狱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方针，辅导他们掌握未成年犯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障碍和思想问题，掌握应对方法和策略。最大限度地争取少年犯家长配合好监所的工作，形成合力，使未成年犯的“三观”教育更全面、更系统、更科学、更贴切、更富有针对性。家长学校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期，通过办学，使民警、家长、少年犯增加了互相沟通，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二是签订帮教协议，争取地方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支持，共同关心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可以与少年犯原籍的学校、市、区、县政府以及工、青、妇组织、社区社团和个人签订协议，引入社会教育资源。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来少管所对重刑犯进行帮教时，给少年犯带来了反映家乡巨变的录像带，并为部分少年犯解决了一些家庭的实际困难。不少单位开展了向少年犯、赠物、赠言活动，对少年犯端正改造态度，重塑“三观”，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是开展社会志愿者帮教行动。这是重刑少年犯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帮教形式。长期的监禁和信息的闭塞，使他们身上涌动着一股与外界增加沟通的渴望。几年来，我省两个少管所先后接待了一大批社会志愿者，如大中学生、军官战士、专家学者、教师演员、法官、检察官等与少年犯通信、通话、座谈、聚餐，畅谈人生理想、交流学习心得、倾诉心中块垒。一些学校的团组织还与重刑少年犯一起开展了同读一本书、同唱一首歌、同写一篇作文的活动，在少年犯心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四是加强“五个基地”建设。创造条件，加强社会帮教基地建设。可以建立劳动教育基地、文化教育基地、道德教育（包括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形势教育基地和心理教育基地等，我们多次组织少年犯代表在清明节外出祭扫烈士墓，参观新四军抗战纪念馆；应附近县市学校的邀请，选派一些表现较好的少年犯去学校现身说法、巡回演讲；聘请社会上心理矫治专家来所在少年犯中定期举行心理法律咨询活动。省少管所还多次接待了南京大学等单位组织的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等。
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的社会帮教，有力地促进了少年犯的思想改造，使他们模糊的是非观念逐步树立。省第二少管所一名河南籍少年犯魏××（抢劫，12年）原是一抢劫团伙的成员，曾在许多省市流窜作案，并自以为很风光、活得很潇洒。投改后，他先后参加了多次帮教活动，并与一名大学龄前生结对通讯，在社会力量的潜移默化之下，其思想认识发生了明显变化。2002年，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不能这样走》的演讲稿，先后到许多学校为在校学习作现身说法的演讲，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针对重刑少年犯年轻的特点，进行社会帮教，突出行刑科学化，帮助他们增强“三大能力”。重刑少年犯年纪轻，刑期长。这意味着当他们服完较长的刑期回归社会后，还有相当长的一段人生道路要走。他们刑满释放后如何尽快融入社会，完成回归的“软着陆”，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在目前的行刑条件下，少年犯尤其是重刑少年犯，基本上处于一种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他们原先的底子就薄，再加上长期不接触社会，无论思想、文化、知识都明显滞后，连唱歌都只会唱几首改造歌曲。一旦刑满回归社会，简直成了一个“出土文物”。因此，如何运用社会帮教的手段来提高重刑少年犯刑满后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
一是尽可能增加与社会的接触，提高其适应能力。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帮教，请进来，走出去，让少年犯与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同时，鼓励他们多读书、多看报，组织他们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增加对社会的了解。我们还选择了王×（盗窃，10年）等表现好、余刑短的少年犯，离监探亲，让他们逐步融入家庭，感受社会，在重刑少年犯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二是积极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其生存能力。生产劳动中，我们尽可能把重刑少年犯安排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岗位，让在他们外协加工单位师傅的指导下，多学习掌握一些劳动技能；积极支持少年犯在监内学文化、学技术。许多家长还给孩子送来了复读机等学习用具，寄来了各种学习资料。少年犯李××（故意杀人，10年）、于××（盗窃，无期）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新概念英语》第一二册课程。最近，我们正酝酿与社会力量联合办学，开办烹调、计算机技能培训班。
三是进行跟踪调研，提高其发展能力。近年来，对刑满释放的重刑少年犯进行了系统的跟踪调研，与本人、与其家庭，与有关单位始终保持通信联络。通过联系、定期专访，了解其回归社会后的就业情况、生存姿态和思想表现。并动员他们与监内的少年犯经常通讯，谈走上社会后的感想和体会。对一些表现突出的归正人员，则邀请其来所开展帮教活动，从他们身上总结经验，以探索发展重刑少年犯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对少年犯，尤其是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是一项“综合治理”工程，不但需要多方面合作，还要与时俱进，对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同时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是能否适度扩大重刑少年犯离监探亲的比例和频度，以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
二是能否尝试对表现良好、余刑五年以内的重刑少年犯实行社会工读，探索管教所——家庭——企业（学校）的联合帮教的新路子；
三是能否将服刑二分之一以上、表现较好的重刑少年犯纳入社区矫治的范畴，使之提前融入社会。
因此，如何做好对重刑少年犯的社会帮教是一个有待深化的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 杨春平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教改处
马毅恒 江苏省第二少管所教改科
通信地址： 南京市北京西路28号
邮编：210024

滥 伐 林 木 罪 之 审 判 探 析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粟多海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滥伐林木罪，为保护森林资源确立了刑事司法保障体系。然而，在环境资源保护已纳入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的今天，滥伐林木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对森林资源的破坏程度已经举世瞩目。结合审判实践探析滥伐林木罪，作到准确定罪、打击有力，不仅是森林资源司法保障的需要，也已凸现出司法审判公正、效率时代的现实迫切，已为司法实践所必要。
具体分析滥伐林木罪，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不致冤假错案；有利于完善和发展森林资源保护之法律体系；对我国森林资源保护之立法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采用比较法、判例研究的实证分析法，从犯罪构成的理论角度出发，从具体案例中发现问题，提出了本文的见解。主要内容及结构：1、犯罪构成。界定滥伐林木罪的定义及其四个构成要件，着重论述了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关于意外死亡木是否属于本罪对象，准确界定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单位犯罪中涉及到的中共党委、村委会、村民小组的主体资格问题；2、定罪及量刑。滥伐林木行为之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之分水岭，就是滥伐林木数量是否达到了法定够罪情节，对该材积数量的核算是论述的主要内容；3、滥伐、盗伐林木罪之区别。司法实践中，二者之间往往容易混淆，有必要予以区别研究。本文认为二者之间质的区别就是是否具有财产侵占性；林木所有权的归属即是滥伐、盗伐林木罪的分水岭。

一、犯罪构成

滥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及其他保护森林法规，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而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1
（一）客体要件
侵犯的客体是森林法和其他有关保护森林和林木的行政法规、规章制度和对森林和林木管理的正常工作秩序。
犯罪对象，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或具体物，不为一般犯罪构成所必要。○2但本罪的犯罪对象之特定性，是值得研究的。概括地讲，滥伐林木罪的对象指森林、林木。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3林木是组成森林的基本单元，因此，滥伐林木罪的具体对象就是林木（个人自留地及房前屋后种植的零星林木除外）。
毫无疑问，生长着的林木──活立木，属于本罪的对象，不必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枯死木、火烧木等因意外灾害毁损的林木，是否属于本罪的对象呢？有人认为，滥伐林木罪的对象只能是生长着的各类林木，砍伐枯死或火灾烧毁等原因死亡的林木（本文称之为意外死亡木），不能构成滥伐林木罪。理由有二：一是刑法设立滥伐林木罪的立法本意，应是打击那些破坏生长中的森林和林木的行为；二是枯死、烧毁木已不能发挥其生态效益。○4对此观点，目前主张者不泛少数，笔者却不能苟同。虽然意外死亡木是否属于滥伐林木罪的对象，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尚没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也并没有作出排除性的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5可以肯定的是，意外死亡木属于森林资源的组成部分已毫无疑问，那么就应该受到森林法的调整。国家林业局林函策字（2003）15号明确规定了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采伐“火烧枯死木”等因自然灾害毁损的林木，应当依法分别定性为盗伐或者滥伐林木行为。○6国家林业局作为法律授权管理林木采伐的有权机关，在未对抗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其作出的相关解释属有权解释，是广义角度的刑法渊源之一，应予参照适用。因此，意外死亡木属于滥伐林木罪的对象。
（二）客观要件
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1、违反森林法和其他有关保护森林和林木的行政法规、规章制度；2、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核准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3、虽然申请批准获取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背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要求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4、情节严重的行为。
（三）主体要件
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十六周岁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实施了滥伐林木行为，均可构成本罪主体。
值得研究的是，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二款、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滥伐林木行为可以构成单位犯罪。但刑法第三十条将单位犯罪主体界定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因此，滥伐林木单位犯罪牵涉到的中共党委、村委会及村民小组，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1）、中共党委的主体资格，应予分别而论。1、中共作为执政党，其活动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范畴，机关工作人员进入国家行政编制，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因此，中共组织已不同与其他党派组织，其本身具备了准国家机关的性质。在其为了其党派自身利益而实施滥伐林木时则构成单位犯罪。2、中共在参与国家机关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主体资格。审判实践中，不泛人民法院对中共党委构成滥伐林木罪处以罚款，并对党委书记处以刑罚的案例。2001年怀化市辰溪县人民法院对该县上蒲溪乡党委因乡政府滥伐乡林场林木，以乡党委组织了本次采伐为由，判决该乡党委构成滥伐林木罪，并判处乡党委书记叶某刑罚。○7笔者认为，该判决乡党委构成滥伐林木罪的定性是错误的；其以叶某是乡党委书记而作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而给予刑罚也欠妥当，应以叶某属乡政府滥伐林木的共犯论处。理由：党派从性质上讲，它属于非国家组织，不具有国家权力；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各种主张的实施，也只能以建议的形式通过国家权力执行机关予以采纳后而以国家执行机关名义予以实施，这是法律的强制规定，不能例外。因此，党派所行使的职权，不具有国家性质，只对本组织内部事务实施管理，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措施，更不具有对社会的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中共党委作为党派组织，不可以对国家政府机关直接发号施令或直接干预其行政事务活动。既使其某些意见或决定被政府机关付诸实施，或是其意见或决定已先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付诸实施而政府机关知晓后却没有持不同意见或予以制止，也应视为是政府机关行政决定权的作用效果或是其行政认可行为的结果，应由政府机关直接承担相应行为的法律后果。因此，中共党委不具备滥伐林木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
（2）、村委会、村民小组的主体资格。笔者曾留意了这方面的审判案例。2001年10月，洪江市托口镇新田村委会为筹措资金进行农网改造，经集体研究，决定出售村集体林场活立木给木材商贩采伐，结果因监督不力导致滥伐，洪江市人民法院判决该村委会构成滥伐林木罪。理由是：1、采伐林木必须由林木所有者申领采伐许可证，该村委会少办了采伐许可证，致使采伐者超伐林木，对此应负责任；2、因少办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而得的木材款，是村委会为本单位谋取的非法利益。○82001年9月，资兴市青腰镇坪田村小坪田组将本组集体林场间伐的杉木出售给木材商贩，因超量采伐导致滥伐林木。资兴市人民法院判决该村民小组犯滥伐林木罪，处罚金5000元。理由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用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的批复》（下称批复）中规定“对村民小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按照《刑法》第271条第1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亦即（该批复）将“村民小组”界定为“其他单位”的范畴。○9笔者认为这两个判决都是错误的，村委会及村民小组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试看第一个判例，它忽视了单位犯罪的主体界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虽然村委会符合民法中“法人”的条件，但我国刑法没有采用法人犯罪的概念，单位犯罪的主体必须受刑法第三十条的严格限定，不能作扩展性推断解释，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将村委会纳入滥伐林木单位犯罪的主体已显紧迫感了，这只能遗憾于刑事立法对此的疏漏，应及时通过修正刑法的途径加以解决。第二个案例，它偷换了“单位”与“村民小组”的概念。该批复及《刑法》第271条第1款是针对准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指的是自然人。其采用逆向推理认为村民小组等价于单位，显然不能成立，也不符合刑法第三十条的单位犯罪的主体中并没有“其他单位”这一项的规定。
（四）主观要件
滥伐林木罪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是在明知的情形下滥伐林木，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这里关键就要界定何为“明知”。只有确定了被告人是在明知的前提下，进行滥伐林木行为，才能称其有主观上的故意。
如何界定被告人是明知的？笔者认为应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取得。采伐人（采伐单位）实施采伐作业，首先必须合法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或有关采伐林木的证明文件，不能以其他客观原因而例外。例如，采伐人已向林木采伐管理机关（如基层林业站）申请采伐许可证，但并没有得到有审批权的上级机关的批准而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此时，基层林业站工作人员却表态说林木采伐许可证已办好可以采伐了，结果采伐人因轻信表态导致无证采伐的情形，是为间接故意。违法取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能否界定采伐人是否故意，关键看采伐人对取得该林木采伐许可证行为的违法性的认识。例如，采伐人明知某片山林为禁伐林木，却采取不正当手段或通过关系申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因该林木采伐许可证属违法取得而无效，结果导致滥伐，是为直接故意。
第二,被告人对本次采伐作业内容的明知性。采伐森林、林木必须先行伐区调查设计。这是针对被申请采伐的森林、林木是否可以采伐而进行的可行性调查，作为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必需依据。采伐人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以后，就意味着对该林木采伐许可证指定的采伐区域，采伐人有权实施采伐作业了。但在采伐人实施采伐作业以前，管理机关依法应履行伐区拔交的义务，以使采伐人充分知晓采伐区域内容。伐区拔交应由管理机关会同采伐人深入现场实际拨交，拔交手续要有文字记载，以便备查。伐区拔交的内容包括：采伐的地点、四至界线、采伐方式、采伐面积、采伐蓄积、采伐强度、采伐木标记，道路、楞场、集材道的设置，集材方式，伐区清理及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等；○10尤其对伐区周界应作标志，标志要明显、具体。伐区拨交的中心思想就是让采伐人对本次采伐作业的内容充分明白理解，这是管理机关必须履行的告知义务。若是因为这项义务没有切实履行，造致采伐人认识错误而违规采伐，不能视为采伐人有犯罪故意，对此客观存在的违法后果，只能追究责任人的渎职责任。
第三,管理机关对伐区作业过程中的采伐监督义务。在采伐过程中，管理机关应即时监督采伐作业过程，防止实际的超量采伐林木蓄积。只要采伐人严格依照伐区设计进行了作业，既使超伐林木蓄积，如果管理机关未予履行法定的伐区作业监督职责，也不能视为采伐人有犯罪的故意，只能以渎职行为追究主要职责人员的责任。○11
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犯罪故意，必须以采伐人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或法定证明文件以及管理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的告知、监督义务为前提。由此采伐人仍然追求滥伐林木的行为，或者因为自已的不严格履行职责（如委托他人采伐作业，而自已不履行指导、监督之职责而致滥伐林木），是为故意。


二、定罪与量刑

滥伐林木行为之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其质的变化就是是否已构成了情节严重。而界定情节严重的决定性因素即为滥伐林木的数量是否达到了法定的够罪标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林木的数量，一般以立木材积计算，立木材积即为立木蓄积。○12最高人民法院对滥伐林木够罪情节作出了明确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到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五百至一千株为起点；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五十至一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二千五百至五千株为起点。○13结合我省司法实践，湘高法发（2003）3号就湖南省适用滥伐林木罪够罪情节又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以十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七百五十株为起点；“数量巨大”，以七十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三千五百株为起点。○14
滥伐林木罪的认定，前述对其犯罪构成要件已经详述。这里就如何核算滥伐林木材积数量，从而做到准确定罪与量刑阐述如下。
林木材积包括幼树（楠竹）株数和立木材积两个方面。幼树指胸径5cm以下的林木，○15楠竹指胸径5?以上，按每立方米50株折合立木材积。○16林木立木材积的计算相对就复杂多了。滥伐林木材积指的是被告人实际采伐的材积与其依法可以采伐的材积之差。 “林木数量，一般应以立木材积计算。超计划采伐而构成滥伐的林木数量，应减去伐区调查允许的误差额（△M1）后来计算”。○17据此，被告人在主管部门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的采伐材积（M1），因为有伐区调查允许的误差额（△M1）存在，则在该伐区被告人可采伐M1＋△M1材积，是合法的。被告人在完成整个采伐林木过程中，司法机关必须对其实际采伐的材积（M2）有一个明确的鉴定结论。实践中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立木材积等于原木材积除以该树种的出材率。○18这种方法简单直接，没有误差，准确度高。由此可计算出滥伐林木材积是M2－（M1＋△M1）。但由于林木采伐过程较长，而被告人一般都是边采伐边销售，以致案发后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实际采伐的原木难以全部具体落实而不能准确确定其材积，因而一般采用数理统计科学分析法对被告人采伐迹地利用伐桩进行材积鉴定。○19这种方法通常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其采伐的材积鉴定结果M3的估计区间是M3±△M3（△M3为材积误差）。依照刑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被告人实际采伐的林木材积M2应认定为M3－△M3。由此可计算出被告人滥伐林木材积为M3－△M3－（M1＋△M1）。在被委托的鉴定机关没有计算出材积误差时，依照伐区调查设计的有关规定，应采用法定的最高允许误差额为10％。
核定了滥伐林木材积数量，其够罪情节就可准确认定，结合前述犯罪构成要件，罪否与量刑一目了然。刑法规定： 1、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2、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滥伐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从重处罚；4、单位犯本罪，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前述规定定罪量刑。 ○20

三、滥伐、盗伐林木罪之区别

滥伐林木罪的认定，前述已很详尽，但其与盗伐林木罪却很容易混淆，界定二者之间的区别十分必要。此处先就盗伐林木罪阐明其构成条件：1、主观上必须有非法占有的故意；2、客观方面必须是无证采伐；3、客体上的财产侵占性。这三点就是识别盗伐行为与滥伐行为的“分水岭”。只要某一行为同时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就肯定是盗伐行为。滥伐林木罪区别于盗伐林木罪的显著标志就是滥伐林木罪不具有财产侵占性；在理论界，现在以林木所有权的归属为区分滥伐和盗伐界限的标准成为通说。○212001年3月，通道县吴某买下本镇他人责任山上的松树，因无证砍伐被法院以盗伐林木罪判刑。○22本案吴某因侵犯了责任山的集体林木所有权，构成盗伐林木罪；如若砍伐的是本人自留山的林木，因林木属自己所有，则构成滥伐林木罪。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23针对形势的变化和司法实践，对滥伐林木罪作了二项特别的规定：一是将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为，作为滥伐林木对待；二是规定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争议的森林或其他林木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同时，根据法律的一般原则，在不能确定是盗伐行为还是滥伐行为时，应按滥伐行为处理。这样的特别规定似乎有悖于滥伐林木罪的概念界定，其实不然。《森林法》规定林木采伐许可证由林木所有者申领，第一种情况讲的是超数量采伐，发生在林木所有者将自已的林木出售给他人并且在指定伐区内采伐的情形，针对有法定职责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林木所有者而言，超伐的仍然是自己所有的林木，不具有财产侵占性。第二种情况是在定罪不明的情形下，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刑罚一般原则予以处理，是合乎法理的。

【参考文献】：
○1○12○17，1987年9月5日。
○2李用兵、陈德洪主编《刑法概论》34、3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3○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4苏志远《枯死、烧毁的林木不是滥伐林木罪的对象》，2003年5月《检察日报》。
○6国家林业局《关于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火烧枯死木” 行为定性的复函》，200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