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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


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


来源：南府发〔2006〕9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司）：

　　《南宁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已经2006年9月13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南宁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本市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持有本市农业户口、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我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农村低保）标准的农村居民。

　　第三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的原则：
　　（一）保障最基本生活的原则；
　　（二）政府救助与社会帮扶、劳动自救相结合的原则；
　　（三）属地管理和动态管理的原则；
　　（四）与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五）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四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对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差额救助的社会救济制度。市、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审核拨付和监督检查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教育、农业、工商、统计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村低保的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及辖有农业户口居民的街道办事处负责农村低保申请对象的审查和保障金的发放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受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委托，承办农村低保待遇申请的接收、调查核实、民主评议、张榜公示以及材料上报等具体工作。

　　第二章 保障标准和保障对象

　　第五条 农村低保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我市维持农村居民最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适当考虑未成年人义务教育费用、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负担能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物价指数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

　　第六条 凡持有本市农业常住户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50元的农村居民，均可以申请农村低保。

　　第七条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或者抚（扶）养关系，户口在一起并长期共同生活的成员。

　　第八条 在大中专院校就读的家庭成员，户口已转出但仍由其家庭供养的，按同一户口家庭成员计算。

　　第九条 家庭成员分别持有农业、非农业户口的，持农业户口的成员按本规定申请农村低保，非农业户口成员可按有关规定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条 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农村低保：
　　（一）户口已分立的具有法定赡（抚、扶）养义务的家庭成员，有赡（抚、扶）养能力，但未履行赡（抚、扶）养义务的；
　　（二）提出申请前三年内购买商品房、高标准装修现有住房或者家庭购买建房用地和自建房的；
　　（三）拥有汽车、农用车或者摩托车（不含残疾人代步车）等非基本生活必需的高档消费品的家庭；
　　（四）家庭成员持有通讯工具且月费用总额超过当地农村低保标准30%的；
　　（五）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就读、家庭成员自费出国留学的；
　　（六）经有关部门认定，因参与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且尚未改正，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
　　（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生育，未经执行有关部门的处理或未按规定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
　　（八）在提出申请前两年内大操大办婚丧嫁娶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
　　（九）不按规定如实申报家庭收入或拒绝核查的；
　　（十）其他依法不能享受农村低保的。

　　第三章 家庭收入的计算

　　第十一条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全年的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主要包括：
　　（一）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劳动收入（农副产品产量按当年统计部门公布当地的数据为准）；
　　（二）外出务工、自谋职业等获得的劳务、经营、管理等收入；
　　（三）实行基本生活保障领取的生活补助费、养老金；
　　（四）依法取得的赡养费、抚（扶）养费；
　　（五）依法继承的遗产或接受的赠予；
　　（六）领取的救济款（物）；
　　（七）出租或变卖家庭财产获得的收入；
　　（八）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十二条 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优待金、补助费、护理费、保健费；
　　（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三）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由政府给予的奖金及市级以上劳动模范享受的荣誉津贴；
　　（四）在校学生的各类助学金、奖学金、生活津贴、困难补助等；
　　（五）因意外伤亡或因工（公）伤亡获得的护理费、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工（公）伤赔偿金等；
　　（六）独生子女保健费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费；
　　（七）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的医疗费；
　　（八）农村贫困家庭大病救助费；
　　（九）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计入家庭成员收入的。

　　第十三条 因土地被征用，并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的人员，按当地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标准和家庭人口计入可分摊的月数，在可分摊的月数内，该家庭不享受低保。

　　第四章 申请、审批和发放程序

　　第十四条 农村低保待遇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申请：凡申请享受农村低保的，应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或委托村（居）民小组在每年的11月15日前向户口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出下一年度农村低保的书面申请，遇到特殊情况，经县（区）民政部门同意可随报随批。申请人填写《农村居民低保待遇申请书》，同时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2．户籍证明。包括身份证及户口簿的复印件。
　　3．与审批事项相关的其他证明：
　　（1）残疾人提供残疾证；
　　（2）年龄超过18周岁的在校学生出具所在学校证明。
　　（二）受理：村（居）委会在接到书面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提请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评议，对经评议符合低保条件的申请，应当在村（居）务公开栏公示5日以上。公示内容包括户主姓名、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家庭收入、救助金额等，对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村（居）委会复核确认符合条件的，填写《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并签署意见，同时将相关证明材料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三）审核：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村（居）委会上报的有关材料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和初审，必要时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走访，并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上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批。
　　（四）审批：县（区）民政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有关材料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核定其享受农村低保待遇，并委托村（居）委会公示5日。经公示无异议的，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五）发放：对符合条件、经县（区）民政部门批准的农村低保对象，保障金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以货币发放为主的形式发放，必要时，也可以给付实物（实物以粮食为主），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通过银行直接支付给低保对象。

　　第十五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实行按年度审批、按季发放制度。

　　第十六条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按下列规定支付：
　　（一）对无家庭收入的农村居民，按照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全额救助；
　　（二）对有一定收入但是家庭年人均收入达不到低保标准的农村居民，按照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给予差额补助；
　　（三）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符合享受农村低保条件的，提高其本人享受低保金总额的10%；
　　（四）对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计划生育二女户的低保对象，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提高其家庭享受低保金总额的10%；
　　（五）对于享受低保的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当年提高其家庭享受低保金总额的10%。

　　第十七条 保障对象在享受农村低保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家庭实际收入情况或者家庭人口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村（居）委会，并按本办法第四章规定的程序办理调整或停发保障金手续。
　　（二）保障对象其家庭户籍地发生变动的，应当持原户籍地管理审批机关出具的证明，到现户籍地管理审批机关办理救助手续。
　　（三）有正常劳动能力但尚未参加劳动生产的村民，在享受低保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的村（居）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服务。对无正当理由不愿参加的，应减发或停发其当季度的保障金。
　　（四）保障对象应如实提供全部家庭人口及收入情况，并主动配合村（居）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民政部门的调查工作，如发现谎报、瞒报、重报或不配合工作的，民政部门停发其家庭当年的保障金。

　　第五章 资金的筹集

　　第十八条 农村低保资金来源主要包括：
　　（一）上级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二）市、县（区）财政部门预算安排专项资金。
　　（三）各级财政部门整合用于补充农村低保社会救济的补助资金、社会捐助款、彩票公益金提取等。
　　（四）按规定可用于农村低保的其他资金。

　　第十九条 市、县（区）民政部门负责编制年度农村低保资金需求计划，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预算，各级财政部门应及时足额拨付保障资金，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管理。

　　第二十条 县（区）财政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按当年农村低保资金总额的2—3%安排工作经费，用于日常工作的开支。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财政部门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中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人口保障资金专帐”，各级民政部门也要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人口保障资金专帐”，用于对农村低保资金的核算。

　　第二十二条 农村低保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使用、发放情况接受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除财政预算安排外，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农村低保提供捐赠、资助。所捐赠、资助资金，进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人口保障资金专账”。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县（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员会等应当建立建全保障对象档案管理制度。

　　第二十五条 农村低保工作实行动态管理。市、县（区）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每半年对享受农村低保的居民进行一次核查，对家庭收入高于当地农村低保标准的应停发该家庭的保障金。

　　第二十六条 各级民政部门要公开农村低保政策、办事程序、保障对象和保障资金发放情况，并设立举报箱和投诉电话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第七章 优惠政策
　　第二十七条 农村低保对象持有《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保障对象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按规定在相应的学校就读的，学校应免收学杂费。
　　（二）保障对象及其子女到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求职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免收职业介绍费；保障对象中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优先安排参加县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劳动技能培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免收培训费，并优先推荐给劳务用工单位。
　　（三）保障对象在从事个体经营活动时，工商部门应对农村低保对象在经商方面给予帮扶，对从事个体经营确实有困难的农村低保对象，可由本人向经营所在地的工商所提出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减免个体工商户管理费。
　　（四）保障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县（区）民政部门帮助其缴纳个人应负担的资金。超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限额报销，个人负担医疗费较重的，再按规定给予其适当的医疗救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享受农村低保的农村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民政部门应当取消其享受农村低保待遇，并依法追回违法领取的保障金。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
　　（二）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期间因家庭收入情况发生变化或家庭人口减少超出保障标准，不按规定向管理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继续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

　　第二十九条 从事农村低保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相关部门给予批评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对象，无正当理由拒不审批，或者无故拖延审批的；
　　（二）对不符合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对象，擅自批准其享受低保待遇的；
　　（三）贪污、挪用、扣压低保金的；
　　（四）有其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三十条 居民对民政部门作出的不发放或者减发、停止享受农村低保待遇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论“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及立法构想

叶利华


[内容提要] “诱惑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正在有限制地应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之中。本文以“诱惑侦查”的定义和特征为引，分析“诱惑侦查”的类型，进而阐述“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以界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并谨慎地提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完善“诱惑侦查”制度的立法构想。
[Summary] As a special investigate system or measure, "allure to investigate " is limitedly applied among the criminal lawsuit of our country. With the defini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ypes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and then elaborates that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influence subjective aspect of committing a crime, so that to define the legality and illegality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and carefully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lawmaking about how to constitute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among the criminal lawsuit of our country.

[关 键 词] 诱惑侦查 犯罪主观方面 影响 立法构想
[Keyword] Allure to investigate Subjective aspect of committing a crime Influence The idea of lawmaking


在我国，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下统称侦查机关）承担刑事侦查任务。随着社会治安形势及刑事犯罪活动日趋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和有组织化，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有效地打击刑事犯罪，“诱惑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正在有限制地应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之中。同时，这一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也引起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诱惑侦查”的词义及特征

目前，我国尚无“诱惑侦查”制度，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08条：“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局长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侦查实验，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和《人民警察法》第16条：“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规定的“侦查实验”、“技术侦察措施”是否包含了“诱惑侦查”的含义呢？目前尚没有明确、具体的定论，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走私、贩毒、假币等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的作用正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关于“诱惑侦查”的定义，目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诱惑侦查是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1]。也有的学者从“警察圈套”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是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们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2]。在我国，“诱惑侦查”作为刑事侦查中的专业术语，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而日本的“诱惑侦查”制度主要溯源于美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日本的法学研究杂志上就已频频出现有关“诱惑侦查”的学术文章，由于中日语言的天然联系，中国最初的研究大多也转用了该词。但是美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并形成了为诸多国家得以效仿的学说和判例。还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是政府以诱导的方式破获犯罪，有“政府无能”（不能用常规手段破获犯罪）以及转嫁责任之嫌（让公众——如犯罪嫌疑人本人、充当政府线人的普通民众——承担犯罪侦查的责任），同时，也是“诱使受害者合作”[3]。
笔者认为，诱惑侦查，是由侦查机关及其辅助人员(包括侦查机关的情报人员、刑事特勤等)针对特定的被诱惑对象设置的，暗示或诱使被诱惑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或者用于拘捕被诱惑者的一种侦查制度或者措施。纵观“诱惑侦查”的不同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诱惑侦查有下列特征：（1）、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实施“诱惑侦查”的机关只能是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非侦查机关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诱惑侦查”。（2）、“诱惑侦查”是对刑事违法行为实施的诱惑行为，是为了获取刑事犯罪证据或者拘捕被诱惑者，打击刑事违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3）、“诱惑侦查”是对被诱惑对象的主观心理和思想意志等方面产生积极或者消极影响的行为。

“诱惑侦查”的类型

对于“诱惑侦查”的类型，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赞同以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时有无明确、具体的被诱惑对象和被诱惑人的犯罪主观心理态度为标准，将“诱惑侦查”分为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4]。
（一）、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及其性质
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对象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或者尚未形成犯意，而是在侦查机关或者其辅助人员主动、积极地实施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强烈刺激下，为了达到一定的犯罪或者非犯罪目的而产生犯意，并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通常来说，侦查行为是针对犯罪行为而言的，只有发生犯罪行为后，才能产生侦查行为，即犯罪行为在先，刑事侦查行为在后，而对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来说，恰巧倒置了犯罪行为与侦查行为的时间顺序，如果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行为本身就已经是犯罪行为了。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行为性质来看，第一，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行为侵犯了公民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及人身自由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来说，公民作为理性的人，其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着明确、清晰的认识，只要不触犯法律，可以在法律及道德容许的范围内决定自己的行为，并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代表国家权力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尚无违法或者犯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尚未造成任何危害，就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况且，法律及公共权力也不应对其进行干预，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行为，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实施犯罪；第二，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诱惑侦查手段的直接用意是为了侦破难以获取犯罪证据的案件，实现打击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甚至是极端。在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中，如果犯嫌疑人在此之前没有犯罪行为，而是受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影响，一时出于贪利等动机，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被抓获的，不论是从行为的主观方面还是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说，均是受到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引诱而进行的，如果仍对其行为进行惩罚，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于罪，显然背离了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意，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无疑就是《水浒传》第六回中“林冲误入白虎堂”的翻版；第三，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所针对的被诱惑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极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领导意图的影响，为了“迅速”破案或者某种利益的需要，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及其辅助人员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比如在“赌博”案件、“扫黄打非”案件中就比较突出。
从根本上说，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刑事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不利于国家机关的权威塑造，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造成消极甚至不良影响。通过剖析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可以看出其具有“警察圈套”或者“侦查陷阱”的特征，不论是侦查机关或者辅助人员诱发的犯罪行为，还是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均有陷人于罪、背离刑事侦查基本原则，甚至是破坏现有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同时，也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法》43条“审判、检察、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精神，因此，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已经突破了侦查机关的侦查界限，甚至是在“参与犯罪”，以此种形式获取、收集的证据也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另外，此种侦查方式也易于滋生其它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及其性质
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人已经产生并具有了实施具体明确的犯罪意图，或者正在准备进行犯罪、继续实施连续性犯罪行为时，在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诱惑下继续进行犯罪行为或者实施其尚未完成的犯罪行为，或者是侦查机关用于拘捕被诱惑对象的策略。
在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无明显被害人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中，犯罪行为的隐蔽性较强，仅仅依靠直接被害人和其他人控告、举报后再进行现场勘察、搜查等传统的侦查方法已经不可能达到侦破案件、捕获嫌疑人的目的。侦查机关为被诱惑对象提供适当的机会，诱导其犯罪行为的发展，对预备、正在实施的犯罪行施以适当程度的控制和人为干预，这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典型特征，它是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有着其存在的现实性和法理基础。首先，从犯罪行为的态势来说，犯罪行为定有其固有的形态和趋势，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物质运动发展原理和规律的。贩毒、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受到利益和贪欲的驱使最容易反复作案，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定型化和趋向性不容忽视，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面临着多种可能性或者因素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对其发展态势加以引导或者施以人为的影响和控制；其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正是根据犯罪活动的态势和规律，因势利导，为其创造适当条件，引导侦查工作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以拘捕被诱惑对象。在犯罪故意的心理状态中，期待可能性的规范评价因素在于犯罪人显意识的心理过程，故意犯罪就是犯罪人自己选择，甚至积极追求的结果。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已经具有了明确具体的侦查对象，是对犯罪行为的诱导和侦查措施，具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再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适度性原则是其避免诱人犯罪的限制性条件，无论从作用对象、主观意图还是表现形态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都是针对具体的被诱惑对象实施的，仅是对被诱惑对象施以人为的干预和影响而已，它能够保持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其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界限或者区别。
当然，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被诱惑对象已经有犯罪意图或者倾向，诱惑侦查行为只是迫使这种意图及倾向暴露出来，或者只是强化了其固有的犯罪倾向，促使其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而已，这就是典型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反之，对本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则是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诸实施，是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不论是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其结果都是使被诱惑人在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被诱惑对象的具体犯罪行为在被诱惑侦查之前是“暴露”还是“产生”，其犯罪行为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具有必然的犯罪因果联系。

“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危害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
（一）、“诱惑侦查”与故意犯意
《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认识因素、意志因素、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诱惑侦查”是对犯罪主观方面产生消极或者积极影响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刑事犯罪证据，打击刑事违法行为，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将直接作用并影响着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诱惑侦查”行为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又因犯罪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又有所区别。
1、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与直接故意犯罪
在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的诱惑行为对直接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都具有积极甚至是主导的影响。被诱惑对象可能只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正是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其在强烈的利益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甚至是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有教唆或者鼓励被诱惑对象实施犯罪的形式或者“引诱犯罪”的倾向。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所引起的犯罪事件，是由于侦查程序的不正当使本无犯意的公民陷入犯罪境地，对被诱惑对象即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如何定性和处理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属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属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对于侦查机关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引起的犯罪，就不能草率的追究被诱惑对象的刑事责任，如果侦查机关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追究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以抑制侦查行为的违法倾向。对于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促成的犯罪，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2条第2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规定，将“诱惑侦查”作为刑法所特指的“特殊情况”，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对行为人予减轻处罚或者根据其它酌定情节予以从轻处罚，直至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在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主动“诱惑”行为无异于诱导无犯意的人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被诱惑对象在利益的诱惑、驱动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纵容”和“参与”了犯罪，不但导致了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触犯了刑事实体法并违反了刑事程序法，而且又制造了另一个犯罪，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决定实施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的侦查机关，由于负有行政上不可推卸的决策失误，对此应予以纪律处分，以示警诫。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促进保护人权与惩治犯罪，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双重价值。
2、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与直接故意犯罪
在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下，被诱惑对象（犯罪嫌疑人）主观心理上已经具有了犯罪倾向、意图或者先前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仅仅是为被诱惑对象提供了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仅只是在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诱导、干预下继续进行犯罪行为或者实施其尚未完成的犯罪行为，或者侦查机关有效地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策略。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实施的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只是为被诱惑人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嫌疑人。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诱导被诱惑对象的行为相比，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不会对被诱惑人的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产生主导性的影响，恰是类似“守株待兔式”的侦查行为也避免了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对意志不坚强的“清白者”造成无辜打击的缺陷，而仅仅是为被诱惑对象提供了机会和进行了人为的干预，同时，也是侦查机关的提供的机会和干预，从而致使被诱惑对象的犯罪行为又得以再一次地“暴露”。
对于被诱惑对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中实施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旨在诱使隐蔽的罪犯嫌疑人现身或者促使犯罪行为的暴露化，诱惑行为仅只是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固有的犯罪倾向，而不存在“引诱犯罪”的可能。对于是侦查机关采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均不影响被诱惑人的犯罪构成，但是对于以犯罪对象的数量直接影响定罪或者量刑幅度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就直接影响了犯罪的构成与量刑的幅度。笔者认为，以侦查机关实施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行为为时间界限，如果被诱惑对象在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实施以前就具备了具体犯罪构要件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不应受到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影响。但是，对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直接影响被诱惑行为的定罪、量刑的情况下，应根据被诱惑对象的行为性质、情节综合衡量和判断，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到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对犯罪构成及量刑幅度的影响。
3、“诱惑侦查”与间接故意犯罪
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是明知自已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的发生，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听之任之态度，即行为人为了追求一定的目的（含非犯罪意图的目的和具有犯罪意图的目的）而实施了一定的行为时，意志因素是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既不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出现，而是一种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
在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下，行为人的认识因素是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意志因素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较之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来说，行为人不直接追求危害结果（也可以从“犯罪结果”的角度来理解）的发生和出现。在 “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实施的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行为很难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但是，在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下，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在认识因素上是已经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同时又“放任”危害结果的出现，在具有适当的犯罪机会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特别适当的机会或者人为干预就可能直接促成间接故意犯罪的实施和形成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无异于产生了与直接故意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实施的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二者都是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促成了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论是侦查机关在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还是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都对被诱惑对象的主观心理产生的积极的影响以致实施了犯罪行为，“诱惑侦查”行为不但触犯了刑事实体法又违反了刑事程序法。所以，对于侦查机关在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而仍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话，无异于会陷入“客观归罪”，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主客观方面相统一”的原则。
二、“诱惑侦查”与过失犯罪
《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认识因素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过失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排斥、反对社会危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犯罪以犯罪结果的出现为必要要件，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应当先看结果，在结果没有发生之时，即使行为本身非常不当，也仍然不能视其有犯罪嫌疑，无犯罪嫌疑，就无侦查的必要性。同时，过失犯罪往往比较容易查证，又由于过失犯罪罪责较轻，责任人不至于逃避处罚。因此，在过失犯罪中，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行为无论是对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均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界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非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