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１９９７年凭证式国债发行工作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1997年凭证式国债发行工作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深圳特区分行、重庆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根据财政部1997年第3号公告，现就1997年凭证式国债发行工作的具体规定通知如下：
一、发行条件
（一）1997年凭证式国债（以下简称凭证式国债）采用填制“国库券收款凭证”的方法发行。二年期凭证式国债年利率8．64％；三年期凭证式国债年利率9．18％；五年期凭证式国债年利率10．17％。三种凭证式国债均不计复利，到期后由财政部一次还本付息，逾期不
加计利息。该凭证式国债可以记名、挂失，但不得更名，不上市流通。
（二）凭证式国债全部面向社会发行，投资者购买时以百元为起点，购买金额超过百元的应按百元的整数倍发售，从购买之日起开始计息。
凭证式国债发行后，如持券人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兑现时，可到原购买网点提前兑取本息。提前兑取本息时，按实际持有天数及相应的利率档次计付利息，即三种凭证式国债持有时间不满半年的一律不付息；持有时间超过半年的，按以下规定计付利息：二年期凭证式国债持满半年不满一
年的按年利率5．40％计付利息；满一年不满二年的按年利率7．47％计付利息；满二年的按年利率8．64％计付利息；三年期凭证式国债持满半年不满一年的按年利率5．40％计付利息，满一年不满二年的按年利率7．56％计付利息，满二年不满三年的按年利率8．01％计
付利息，满三年的按年利率9．18％计付利息；五年期凭证式国债持满半年不满一年的按年利率5．40％计付利息，满一年不满二年的按年利率7．56％计付利息，满二年不满三年的按年利率8．01％计付利息；满三年不满四年的按年利率8．55％计付利息；满四年不满五年的
按年利率9．27％计付利息，满五年的按年利率10．17％计付利息（详见附件2）。提前兑取的按兑取本金数额的2‰收取手续费。三种凭证式国债到期兑付时不收取手续费。
对于提前兑取部分的凭证式国债，经办单位仍可在控制指标内继续向社会按面值发售。其持券期限从购买之日起计算，二年期凭证式国债利息计算到1999年10月20日，三年期凭证式国债利息计算到2000年10月20日，五年期凭证式国债利息计算到2002年10月20
日止。
（三）三种凭证式国债均从3月1日开始发行，10月20日截止，任务完成的可提前结束。发行款项按任务总额的一定比例分六次向财政部缴清，分别于3月7日、3月14日、3月21日、4月7日、4月16日和6月16日（含当日）缴入财政部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定帐户（以
指定帐户收到款项时间为准，交款比例及划款数额见附件3）。财政部对六次划款情况（按规定交款比例及划款数额）计息日的规定分别为：3月7日、3月14日、3月21日划款的，计息日从3月1日开始；4月7日、4月10日划款的，计息日从4月1日开始；6月16日划款的，
计息日从6月1日开始；均按照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率计息。
（四）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2000年、2002年到期时，由财政部负责还本付息，具体的兑付办法另行下达。
二、发行方式
（一）凭证式国债采取代销和分销的方式发行，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部分地方财政部门的国债服务部以分销形式面向社会发行。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任务由中国人民银行与有关
单位协商后下达。财政部门发行凭证式国债的办法另定。
（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要认真组织本系统的营业机构进行分销，不得跨系统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销。各主管部门要视各地的发行进度适时调整任务，确保任务的完成。
（三）为了切实加强凭证式国债的监管工作，各级商业银行对于本地区分销的任务要及时抄送同级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行要定期对经办单位发行凭证式国债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其不得在分销额度外超发。
三、凭证印制及调运
（一）1997年国库券收款凭证由各商业银行按照统一格式（凭证格式可参照1996年国库券收款凭证格式设计）自行组织印制，印刷费按正常业务费用列支。
（二）投资者购券交款时需填写的凭证，由各商业银行自行设计印制。
四、发行期内的款项收纳与上划
（一）各商业银行应设置自营凭证式国债发行有关会计科目，按不同期限分别核算发行和提前兑取的凭证式国债所收付的款项，其会计核算手续由各行自行制定。
（二）各经办单位所收的凭证式国债款项应逐级上划至各主管部门，由其汇总后，按有关规定填制信（电）汇凭证缴入中央总金库。“用途栏”应注明“1997年×年期凭证式国库券款”字样。
中央总金库户名、帐号如下：
户 名：财政部国债司
开 户 行：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司
行 号：10051
帐 号：0215001－9702－2（二年期）
0215001－9702－3（三年期）
0215001－9702－5（五年期）
（三）为了及时掌握发行进度，在发行期内应建立统计报表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庆、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行应于旬后第五日（如遇节假日顺延），将所属各银行实际发行累计数额汇总后上报总行国库司，金额报至万元。报送数字一律采用计算
机ＦＡＸ通讯联网（联网格式见附件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总后抄送财政部一份。
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行所在省分行要及时将文件转发四市分行。
（四）中国人民银行应按下达的数额核对各单位上划的款项，并报财政部，缴款结束后由财政部颁发确认书。财政部分六次将发行费拨付商业银行的指定帐户。各商业银行应将本系统收纳发行费的开户行、帐号报财政部国债司。
五、发行费的拨付及分配比例
凭证式国债发行费为实际发行数额的6．5‰，其中：各代销机构6．2‰；人民银行系统0．25‰；财政部0．05‰。到期还本付息的兑付费为3‰。代销机构的发行费由财政部在每次收到发行款项后5日内（以指定帐户收到款项为准，如遇节假日顺延）拨付各商业银行。兑付
费由财政部在到期时一次拨付各商业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发行费在发行期结束帐务核清后，由财政部一次拨付中国人民银行指定帐户。
凭证式国债发行费和到期前购买者提前兑取时收取的手续费，主要用于该券种发行中的宣传、凭证的调运、会议、培训、零星设备的购置以及优秀工作人员的奖励。
六、本规定未尽事宜，各代销机构可视本系统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
附件：1．1997年凭证式国债任务分配表
2．1997年凭证式国债买卖计息办法
3．1997年凭证式国债交款计划（略）
4．1997年凭证式国债发行统计办法（略）
附件1：1997年凭证式国债任务分配表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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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年期｜ 三年期｜ 五年期｜ 合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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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 100｜ 300｜ 100｜ 500 ｜
｜－－－－－－｜－－－－｜－－－－｜－－－－｜－－－－－｜
｜中国农业银行｜ 48 ｜ 155｜ 47 ｜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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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 ｜ 30 ｜ 90 ｜ 30 ｜ 150 ｜
｜－－－－－－｜－－－－｜－－－－｜－－－－｜－－－－－｜
｜中国建设银行｜ 65 ｜ 170｜ 65 ｜ 300 ｜
｜－－－－－－｜－－－－｜－－－－｜－－－－｜－－－－－｜
｜交通银行 ｜ 7 ｜ 15 ｜ 8 ｜ 30 ｜
｜－－－－－－｜－－－－｜－－－－｜－－－－｜－－－－－｜
｜财政部 ｜ 10 ｜ 10 ｜ 10 ｜ 30 ｜
｜－－－－－－｜－－－－｜－－－－｜－－－－｜－－－－－｜
｜合 计 ｜ 250｜ 730｜ 250｜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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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表中合计栏内数字不包括财政部门的30亿元。财政部门的数字确
定后，相应调整工商银行的任务。
附件2：1997年凭证式国债买卖计息办法
一、1997年凭证式国债自1997年3月1日起发行，10月20日结束。
二、1997年凭证式国债持有期限和年利率：
二年期凭证式国债自1997年3月1日－1999年10月20日止，年利率8．64％；
三年期凭证式国债自1997年3月1日－2000年10月20日止，年利率9．18％；
五年期凭证式国债自1997年3月1日－2002年10月20日止，期限五年，年利率10．17％。其中：
凡在发行期内购买的三种凭证式国债到期兑付时，银行均按对月对日计息；如：1997年5月20日购买的三种凭证式国债分别到1999、2000、2002年5月20日才算期满；1997年10月20日购买的三种国债到1999、2000、2002年10月20日才期
满。
三、二年期凭证式国债如持满二年，到期兑付时按年利率8．64％计付利息；三年期凭证式国债如持满三年，到期兑付时按年利率9．18％计付利息；五年期凭证式国债如持满五年，到期兑付时按年利率10．17％计付利息，三种国债逾期部分不加计利息。
四、面向社会发售的凭证式国债不能更名，不能上市流通。投资者如需用款可以随时到原购买网点兑付，但不得部分提前兑付。
对于投资者提前兑付的这部分凭证式国债，其他投资者仍可以到指定网点购买。购买日即为起息日，二年期国债1999年10月20日为最后计息日；三年期凭证式国债2000年10月20日为最后计息日；五年期凭证式国债2002年10月20日为最后计息日。过期未办理兑
付的一律不再加计利息。兑付时按客户有效持有天数及第五条有关规定办理。
五、提前兑付各种凭证式国债的，按实际持有天数及相应的利率档次分档计付利息：
（一）凭证式国债持有时间不足半年的不计息，手续费从本金中扣除；
（二）三种国债持有时间满半年（含半年）不满一年的，按年利率5．40％计付利息；
（三）持有时间满一年（含一年）不满二年的，二年期凭证式国债按年利率7．47％计付利息；三年期和五年期凭证式国债按年利率7．56％计付利息；
（四）持有时间满二年（含二年）不满三年的，三年期和五年期凭证式国债均按年利率8．01％计付利息；
（五）五年期凭证式国债持有时间满三年（含三年）不满四年的，按年利率8．55％计付利息；
（六）五年期凭证式国债持有时间满四年（含四年）不满五年的，按年利率9．27％计付利息。
六、凡提前兑付的经办机构均按客户兑付的凭证式国债本金的2‰收取手续费。凭证式国债到期兑付时不收取手续费。
1997年2月18日
行政诉讼架构分析
——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的反思
杨伟东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时下，围绕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研讨如火如荼，不同版本的修订方案和专家建议稿随之浮出水面。尽管各方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机是否恰切、究竟是大修还是小改等修改策略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就修改内容而言，各方关注焦点似乎较为一致。扩大受案范围、提高行政审判的独立性、放宽原告资格要求、改变经复议后的被告确定规则、增加行政公益诉讼等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架构及安排问题则很少被提及。而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我们打破现有条文架构束缚、全面反思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拟聚焦于行政诉讼架构的初步分析，意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行政诉讼架构的提出及其讨论价值
行政诉讼架构是本文为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安排而提出的概念，主要指行政诉讼的运转基点及由此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标新立异，而旨在思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础性问题。对行政诉讼架构问题展开讨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及实现
行政诉讼架构是行政诉讼目的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化，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如何确定就存有争议。[1]然而，《行政诉讼法》依然作出了至今备受争议的第1条规定。依现在眼光看，该条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与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有关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规定，被指与行政诉讼本质不合。这一安排固然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有关，[2]不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上与行政诉讼的架构有密切关联。
正是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中性的审查和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整体制度安排的基点，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等同于支持原告、行政行为合法维持视为维护行政权威的结论。换言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纯粹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强化了维持行政权力的色彩。
有充足理由预见，维护行政权力的目的不会再体现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会再有争议。事实上，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二者之间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两种目的模式所隐含的理念及其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重大的差异”。[3]现有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的制度设计，无疑偏重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这一点一直遭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批评。
（二）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具体制度安排及运转
行政诉讼既是法院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共同活动的平台，也是复杂的程序活动。原告、被告围绕哪一基点展开争议和对峙，法院以哪一中心进行审理和裁判，行政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衔接和关注焦点，皆与行政诉讼的架构密切相关。是以双方之间的行政争议还是原告诉讼请求，抑或被诉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基点并安排相应的制度，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运转。
（三）涉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关系处理
行政诉讼与行政法的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法、刑法的关系。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行政诉讼法既非单纯的‘行政法’，又非单纯的‘诉讼法’。在广义上，它是公法上的法律争议的法院程序法；同时，它也是通过各种具体裁判去实现宪法和行政法的方式。”[4]
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在必须与行政法安排建立起内在联系的前提下，未必需要对行政实体法亦步亦趋，而需要遵循诉讼本身的安排。例如，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不一定需要与行政主体一一对应；行政法追求行政法治秩序，“对行政诉讼而言，单是客观合法性审查还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单个法定主体层面上反映客观秩序的，主要还是主观权利…，亦即，个体…因立法性决定或者个案生效而获得的，从而他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权利。”[5]
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和安排采用的是纯粹的、彻底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心主义。[6]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石和运转的基点，即行政诉讼制度围绕行政行为建立，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行政行为是贯穿行政诉讼制度的主线，即行政行为连接法院与行政诉讼参加人的关节点，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下表是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各个环节或主要制度中的体现。
下表的统计表明，[7]行政行为不仅决定着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安排，而且主导着行政诉讼的展开，原告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为捍卫（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法院围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的强调和倚重，甚至到了忽视原告诉讼请求的地步，并曾经给司法裁判带来了难题。[8]
我国行政诉讼确立之时，行政法制度刚刚起步，面对行政诉讼这一需要调节法院的司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和公民的救济权三重互相交织的基本关系的特别场域，立法者选择并确定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连接三方的介质，实属不易。（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般产出，合法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点，既可以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也可以确立司法保护公民权益的尺度。因而，《行政诉讼法》第5条所确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第54条所确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判定标准，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行政实体法上的合法与违法标准的认知，更是学术界对这一认知在立法上的固化。回望行政法的发展，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中心的安排，的确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9]
不过，在我国行政诉讼已确立20多年后的今天，行政诉讼是否要沿袭或复制这一架构，依然实行完全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值得我们反思。
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能否涵盖所有类型的行政争议值得怀疑
自《行政诉讼法》引入“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以来，何谓“行政行为”聚讼至今。由于“行政行为”一词已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如何理解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10]尝试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11]然而，这一意图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被指限缩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中放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而代之以描述。[12]在有关起草者看来，《若干问题解释》摒弃的正是《贯彻意见》所代表的过往行政法学界采用的狭义行政行为界定，而采用的是广义的行政行为，从而拓宽了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其“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授益性行为，而且包括制裁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13]
《若干问题解释》及其起草者在现有行政诉讼框架下所作出的推进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发展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同样无法消除学术界和法院对何谓“行政行为”的追问，“哪些行为是‘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仍然存在。”[14]在广义行政行为下，当事人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程序性行政行为等诸多类别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依然无明确的结论。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关行为的可诉性及可诉性行为的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5]（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详尽列举可诉行为的范围，起草者费力解释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为行政事实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16]为此，有学者开始了倡导推翻行政法学界一直采用的行政行为定义，用广义的行政行为统一行政行为界定的学术努力。[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