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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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引发的道德舆论谴责

2011年7月5日，轰动全美的凯西杀女案在经过了近三年的司法程序后，终于画上了句号。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法院的12名陪审团成员在经过11个小时的紧张讨论后，宣布凯西·安东尼（Casey Anthony）一级谋杀和虐待儿童等罪名不成立；但因其向执法官员提供多项虚假信息，判其4年监禁和4000美元罚款；而鉴于她自2008年11月入狱以来表现良好，于判决当月17日释放。

案件宣判后，美国社会道德舆论一片哗然，“正义被击溃”、“魔鬼将会狂舞”等言论纷纷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不少网友纷纷登录脸谱网和微博表达自己对判决的吃惊和不满。有质疑者称，这起案件让手上沾满鲜血的罪犯逃脱，根本就是17年前“辛普森案”的翻版。NBA球星麦蒂也在微博上怒斥：“我想我们需要辛普森帮凯西·安东尼找到杀死孩子的凶手。”甚至宣判当天在法院外聚集了数百人，抗议法庭放走了“蛇蝎心肠的婴儿杀手”。

2008年6月，凯西之女凯莉在佛州失踪，她的母亲凯西没有立即报警，而是她的外婆一个月后向警方报称外孙女失踪。孩子失踪后，凯西因为监护不力和偷盗两次被捕，但均被保释。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凯西的陈述有很多细节与事实不符。警方发现诸多疑点后认为凯西谋杀了自己的女儿，凯西于2008年10月再次被捕入狱，面临一级谋杀指控。

检方提出的主要证据是：一是孩子“失踪”一个月后由外婆向警方报案。之前孩子外婆几次问凯西外孙女的去向，凯西都编各种谎言推诿。检方起诉后，凯西又说孩子是在自家游泳池意外淹死。二是在孩子失踪后这一个月里，这个做母亲的不仅毫无悲伤之情，还去参加聚会，跳舞喝酒，并在胳膊上刺上“美丽人生”的意大利文字。三是在凯西的车里发现人肉腐烂的味道，而不是凯西说的垃圾。四是在凯西的车里查到致人昏迷的三氯甲烷的味道，专家查出凯西的电脑曾搜寻过三氯甲烷。五是在孩子遗骸的嘴上、鼻子上有胶条（封嘴），而在凯西家查出有那种胶条。六是凯西在案发后多次撒谎。

由于整个法庭审理是通过电视直播的，根据检方展示的很多证据，社会道德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凯西不仅是一个满口谎言、行为不检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毒妈。在女儿失踪后，她不仅没有积极寻找其下落，还编造各种谎话欺骗家人和警方。据此，社会道德舆论普遍认为凯西是罪魁祸首，应当严惩。

司法制度对公正的维护

然而，此案的判决结果却与社会道德舆论截然相反。这反映出美国法律制度独立于社会道德舆论的特点，而这种独立性依赖于以下四个制度和原则的保障。

第一，陪审团制度。本案所涉及的是小陪审团，它是由法院选择若干名有选举权的公民来组成陪审团，共同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一般在刑事案件开始前，法院先以随机方式抽取陪审团成员，由于凯西的律师团担心媒体的过度报道导致本地人对凯西存有偏见，迫使法庭选择了一个由外地人组成的陪审团。12名陪审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被隔离在旅馆的，不许他们看报纸、电视，不许上网，更不许和家人谈案情。他们只能根据法庭上的证据来独立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这样就避免了陪审员受到社会道德舆论的干扰，保证了判决的公正。

第二，无罪推定原则。美国司法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即在法官宣布罪名成立之前，所有的人天生地、无须证明地无罪。在本案中，虽然社会舆论一边倒地从道德上已经给凯西定了杀人罪，但是，在法官和陪审团看来，唯一能证明凯西有罪的是杀人证据，否则，应该推定其无罪，是清白的。因此，这个原则既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社会舆论干扰司法的道德定罪，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

第三，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是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根据这个原则，如果发现程序不正义，整个案件就会被撤销。在本案中，作为检方证人的加拿大专家说，凯西电脑显示有84次在谷歌查看三氯甲烷（事实上，美国专家查出只有1次），被告人律师认为这个“证据”违反“程序正义”。当年辛普森被判决无罪的原因之一就是警察违反程序正义，在执法过程中弄虚作假，从而导致审判辛普森的整个法律程序经不起陪审团的质疑直至被否定。

第四，直接证据原则。在刑事案件中，小陪审团必须达成罪名成立的一致判决，就是所有陪审员都裁决法庭上的证据足以证明罪名成立，才可以定罪。否则，罪名不成立。此案件检方提供的仅是一系列事实，根本没有直接相关的人证，也没有DNA鉴定、血迹、手印等直接物证。因此，被告人律师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些“证据”，孩子失踪后被告人的反常举动不能直接证明孩子是她杀的，更不能把这种推理直接当证据。在陪审团看来，控方的证据根本禁不起“合理的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因此，判定被告人无罪。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L. Shapiro，曾任辛普森案被告人团队成员）在《洛杉矶时报》的特稿中写道：“法庭的判决结果并不代表凯西是无辜的，但凯西之所以谋杀罪名不成立，是因为控方除了一个合理的怀疑，没能为他们的控诉提供详实的证据。”

余思

此案是反映美国司法制度与道德舆论关系的典型案例。我们知道，社会舆论往往代表了大众的道德情感和价值判断。但是，一个道德上的坏蛋，并不必然是法律上的罪犯。法律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法律判决依据的是客观证据事实，而不是主观道德判断。纵然法律是维护道德的手段，也不能靠道德情感上的主观想象和推理去定罪。美国法律的“趋善”、“求真”追求，更有它自己独立的运作逻辑、制度和原则，这不仅建基于其宪法制度，更依赖于实实在在的陪审制、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直接证据等具体制度和原则的落实。若违反这些制度和原则，法院判决“宁可错放三千，也不冤枉一个”。在美国，正是陪审制、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直接证据等具体制度和原则保障了判决不受社会道德舆论的干扰。

但是，美国法律对道德的漠视也付出了代价。在本案件中，凯西和她父母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媒体及公众对她充满了道德上的指责和怨恨，而且凯西本人也受到了死亡威胁。与此同时，本案中有的陪审员也在工作、生活中面临亲朋好友、同事、邻居的孤立、指责和人身威胁。总之，在这场诉讼战争中，除了司法制度，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其他都是完败者。因此，我们不禁担忧，在法律的圣坛上将太多的社会目标当做祭品，可能会使得法律本身变得贫乏和空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规范行政行为——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不同程序的腐败问题，因此，反腐败已成为各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法律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就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而言，行政权缺少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行政腐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防治腐败应当从规范行政行为入手，将任何可能滥用的权力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并辅之以公开化程序化的措施，这是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一、限制权力


腐败生于权力本身而且与权力的限制程度有关，对权力的限制越少，产生腐败可能性就越大。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无一不与权力缺乏有效限制有关。正是因为行政机关握有重大项目的审批许可权而未加制约，所以会出现一张批文换取几万元贿赂的权钱交易；正是因为公安机关有决定拘留和劳动教养的权力而未加制约，所以出现"提钱释放"的怪现象；也正是因为税务机关享减免税的权力而未加制约，所以会出现一次宴请流失上百万元税款的惊人之举。不能说行政机关行使的这些权力毫无限制，至少说缺乏有效限制。可以断言，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句名言至今仍发人深省。
当然，
不能因为权力会产生腐败我们就放弃权力。社会对权力的需求不会停止，尤其在体制变革之际，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又未能及时建立，这种需求就更为迫切。也正是在这种时期，由于对权力缺乏必要的约束，权力极易被滥用，腐败也容易产生。因此，从我国行政权力过大的现实和它处的历史时期看，与其扬汤止沸，从外部对权力加以约束，不如釜底抽薪，对行政权进行一次彻底改造。具体说，就是减少行政机关拥有的过大的处罚权，审批许可权，缩小权力幅度，增加相互制衡的环节。

与国外行政权力相比，我国行政权，特别是对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发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权、许可权等，在权力范围、幅度及强制力方面都较大。这种权力体制与我国传统上行政权强大，司法权相对薄弱有着密切关系，曾一度在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保护人民人身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不能否认，行政机关非经特定司法程序随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是不合适的，这种处罚权极易导致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滥用职权，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在国外，由于法院是唯一享有剥夺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国家机关，而且必须经过一定程序才能实施这项权力，所以行政机关自身享有的对违反行政法规的处罚权是极为有限的，这就从客观上减少上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腐化堕落的机会。因此，适当削减行政机关行使的处罚权（包括拘留，劳动教养），对于遏止行政机关利用制裁权搞腐败
是有重要意义的。如何削减行政处罚权，必须通过制定行政处罚法及有关法律，明确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幅度及种类来实现。我国另一个容易产生腐败的行政权就行政许可审批权。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大量的行政许可审批权，这些权力不仅涉及公民的衣食住行，也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由于每盖一章，每发一照都"有利可图"，很自然，许可权成为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贪污受贿的重要手段。必须承认，许可权是国家实行间接管理的重要手段，对某些特种行业及关系国计民生，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行业而言，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这种许可权必须由法律设定并且控制在一定范围，否则必然成为贪官污吏搞权钱交易，搜刮民脂民膏的一把"利剑"。对行政许可权的限制是防治腐败的最重要方面，首先应当制定《许可法》，将许可的设定限于法律、法规，废除、取消由规章设立的各种许可，规范行政机关行使许可权的一般规则；其次在各项许可立法贯彻如下原则：许可权与监督权相结合原则，避免享有许可权的无监督权，或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无许可权；许可权与利益相分离原则，保证许可机关办理许可事项时不收取任何费用，谋取非法利益；许可公开原则，保证行政机关所有许可事项向全社会公开，允许申请人竞争，公平取得许可权。

此外，还有很多行政权，如采取强制措施权、命令决定权，收费权、确认权等也必须给予严加限制和规范，堵塞任何可能产生腐败的漏洞，使行政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到最小范围，使权力幅度及方式尽可能明确，这对防治腐败现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治本"之策。

二、公开行政


腐败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很少规定行政机关公开其文件、权力内容的义务，逐渐形成了"内部行政""秘密行政"的习惯，这在客观上为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贪赃枉法，幕后交易提供了"天然屏障"，加之舆论监督受种种限制，难以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使腐败问题日盛一日，腐败者日益猖獗。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说过，"宣传正是纠正社会和工业弊端的良好方法。据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电光是最好的警察。"①为了消除腐败，增加行政工作透明度，保证行政机关时刻处于普通百姓的舆论监督之下，近几十年来，很多国家制定了《情报自由法》、《政务公开法》、《阳光下的政府法》等，要求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开其除机密以外的文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建立财产申报制，公开公务员的财产收入等，保证每个公务员处于严密的社会和舆论监督之下。这些做法在预防腐败发生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值得借鉴。

我国实现行政公开应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行政部门公开其所有涉及公民法人权益的内部工作制度及程序；第二层次是行政立法机关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法规、规章及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使公民法人了解行政机关的权力，职责，工作性质及目的，便于更有效地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防止个别行政执法机关及经济管理部门利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设置收费、罚款项目，给公民增加非法定义务；第三个层次是在具体执法管理程序中，公开执法依据、理由及结果，在许可程序中，公开许可条件，竞争申请者名单，各自条件及申请期限、最终结果等内容，便于竞争者之间及他们对许可机关的监督，防止幕后权钱交易。在处罚程序中，必须公开处罚的依据、理由，处罚的事实证据及有关文件，表明处罚者身份等；第四个层次是公开行政机关负有领导责任，担任领导职务者的必要个人资料（隐私除外），如合法收入，兼职状况，亲属职位联系，受赠礼物处理，生活条件等等。

三、健全程序


健全行政程序是预防腐败的一大法宝。无论是内部削减权力，还是外部严加控制，由于执法人员素质及程序的漏洞，腐败现象仍可能发生，因此，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权力是很多国家防治腐败的重要经验，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纷纷制定程序法，限制规范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从而达到减少、消除腐败的目的。程序化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每一步骤及形式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任何违反程序的行为都将受到制裁。利用程序限制政府权力是20世纪行政法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例如享有减免税权力的官员出现腐败问题是难免之事，而这项权力又不能被取消，这种情况下，采用程序手段对减免税权力加以限制最为有效。可以采用下级机关审批，上级机关备案审查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直接掌管税收的基层部门无权审批减免税，交由统一或高层部门决定的方式，还可以采用二级机关复核制等等，只要增加一个步骤或限定一种形式，就有希望消除一个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同样，我国外资企业法规定的立项审批权，因为增加了审批期限的硬性规定，使得腐败产生的机率大大减少了。

当然，对行政权力，尤其是自由裁量权的程序监督，离不开司法保障，二者地相辅相成的。法院任何审查行政行为的活动，很大程序上依赖于该行政行为的程序化，如果对某行政自由裁量权无程序要求，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就丧失了对它的监督审查标准。而行政程序化是以司法监督为保障的，只有让行政机关人员面临违反程序就要受到司法制裁的危险，才有可能保证他们遵守每项行政程序。可以说，在有司法保障的前提下，为行政机关设定行为程序，实际上就是缩小了行政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相应地也就减少了行政权滋生腐败的可能性，所以，健全行政程序也是防治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制定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权，许可审批权不仅是行政法制化的迫切需要，也是防治腐败产生的灵丹妙药。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①《大法官布兰斯言论集》1953年英文版第151页，转引自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