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关于切实做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转播和落地覆盖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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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关于切实做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转播和落地覆盖工作的通知
广电总局关于切实做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转播和落地覆盖工作的通知
2005年4月6日
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局，中广影视卫星公司发出《广电总局关于切实做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转播和落地覆盖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已于2004年12月28日正式开播。社会与法频道的开办，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的实际行动，是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必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进一步做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在各地的转播和落地覆盖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各级有线电视网络机构要高度重视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转播和落地覆盖工作，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手段，积极创造条件，扩大和推进社会与法频道在本地区的转播和落地覆盖。
二、各级有线电视网络机构要认真贯彻执行“以有线方式并用标准频道完整转播中央电视台所有对内非加密收费频道”（《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省级广播电视节目转播管理工作的通知》广发办字〔2002〕 275号）等规定，做好社会与法频道的转播和落地覆盖工作。
三、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转播和落地覆盖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各级有线电视网络机构在转播社会与法频道节目时，不得压缩、删减播出时间，不得以任何形式插播自办节目和广告，确保社会与法频道完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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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摘要]：《信访条例》向广大群众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系统外部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近年来，信访权利出现了被滥用的趋势，少数信访人违反规定进行非正常上访，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和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非正常信访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只有立足于科学发展的大局，把握处置信访工作的总体要求，建立起解决非正常信访的长效机制，进一步通畅信访渠道和规范信访秩序，就能将信访工作逐步纳入规范有序的运行轨道。
[关键词]：非正常信访 原因分析 解决对策
《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逾五年，信访制度是新中国法律制度合法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它向广大群众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系统外部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党和政府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是近年来，信访权利出现了被滥用的趋势，少数信访人违反规定进行非正常上访，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和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部分人甚至以此通过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利益，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非正常信访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非正常信访的主要表现形式
根据工作实践，笔者认为非正常信访主要是指违反《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有关规定，不按规定程序、采用非法手段上访或者为满足个人无理要求缠访闹访的行为，表现为：
（一）信访人到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提出信访事项的；特别是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新华门、外国驻华使(领)馆等政治敏感地区和省、市、区党政机关等非《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场所信访的行为。
（二）信访人在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办公及会议场所周围、领导同志住地、外国驻华使馆区、公共场所，非法聚集、静坐、散发信访材料、呼喊口号、打横幅、出示状纸、抬棺材、穿状衣或孝衣，围堵、冲击机关或单位，堵塞、阻碍交通，拦截公务车辆、影响车辆正常行驶，扰乱公共秩序的;
（三）信访人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或在信访接待场所和其它公共场所实施自伤、自残、自杀行为的；
（四）信访人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五）信访人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
（六）信访人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
（七）信访人赴京、赴省在非信访接待场所，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有意表露信访人身份，虽无过激行为，但被公安部门清查处理的；
（八）信访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它行为。
为了更好把握非正常信访现象的状况、特征及发展趋势，笔者对柳城县2007—2009年的信访案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试图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柳城县2007－2009年信访案件基本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柳城县信访部门接待受理信访213人次，其中非正常上访51人次，占信访总量的23.94%，2008年柳城县信访部门接待受理信访196人次，其中非正常上访47人次，占信访总量的23.98%，2009年柳城县信访部门接待受理信访149人次，其中非正常上访37人次，占信访总量的24.83%，可以看出，信访总量逐步减少，非正常信访的绝对数也呈递减的趋势，但是非正常信访在信访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呈现与之相反的上升趋势。
（二）非正常信访现象的特点
通过归纳，非正常信访现象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上访时间长、次数多。上访时间长、次数多是非正常信访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通常将其称之为老上访户。他们对同一问题重复、多次地上访缠诉，有的上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有的抛家舍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的在有关部门周围安营扎寨或露宿街头。大家所熟知的北京马家楼一带就长年聚集了从全国各地至此的上访户，他们中的不少人四处上访并不断纠缠，甚至串联其他上访人员并向他们传授上访“经验”，俨然成为“职业上访人”。[注①：刘警钟，高满秀，《浅探非正常涉诉信访新特点和原因及对策》，《警坛纵横》，2009年第5期：23]
第二，信访过程中言行过激，社会影响大。集体串联上访、联名上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的人数明显增多，不少信访人员情绪激动、行为偏激、动辄找领导“直接对话”，甚至以静坐、绝食、自杀等方式向党委政府施压，严重干扰正常的机关办公秩序，如果处置不当，又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柳江县百朋镇的10几户农民，2009年因征地补偿问题到县信访部门反映情况未果后，居然在今年中秋节包车到北京越级上访，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非正常信访活动组织化趋势明显，集体上访频繁。不少上访人员认为个人力量太薄弱，不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往往纠集人员共同上访，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集体上访，且群体信访一般都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此类上访由于组织严密，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处置难度也较大。如柳城县部分对越自卫反击战二次入伍复退人员近两年来频频串联，变个访为群访，2008年8月和2009年5月两次集体到北京越级上访，虽然及时劝返却极大破坏了该县的信访秩序和政府形象。
第四，非正常信访时间较为集中。上访者往往选择一些特殊时期和敏感时期上访，以期引起领导重视。如有的选择在 “十一”法定长假期间或党代会、人代会等重大会议召开期间，或是中央、省级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期间上访；有的选择在国家和局部区域的重要活动期间集中上访等。[注②：李建平，《对非正常上访现象的分析与思考》，《人民公安》，2009年总796期：13]特殊群体上访的时间更为集中，例如不少地方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复退人员、原代课人员，每逢“八一”建军节、教师节等必然会组织上访。
第五，非正常信访人多来自农村基层群众。他们文化素质较低，并且绝大多数年龄大、收入低、生活状况较差，虽然知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对于如何正确运用法律武器实现其目的模棱两可，兼之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怂恿，从而导致其上访行为脱离理性轨道。
第六，非正常信访问题呈现复杂化。从我区范围内的情况看，有些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法律政策、地方规章制度等，有的确实在处理中有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由于时间长、涉及部门多、案由复杂，许多环节无法查证落实，难以下结论，从而导致接待难、答复难、调查难、处理落实难。
二、非正常信访现象的原因
产生非正常信访现象的原因很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历史沉淀，也有现实问题，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群众维权意识增强，而法制观念相对滞后。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群众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由于法制观念相对滞后，同时，片面理解政策法律，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形成了“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多不信少”错误心态。宁愿找大官、不愿找小官，相信中央、不信地方；宁愿上访不愿上诉，相信法不责众，不信依法办事，把“人多力量大，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当作真理，再加上现实中确有一部分人以访谋生，因访得利，从而导致非正常上访逐年增多。[注③：张守林，《涉法上访问题成因及对策》，《公安调研论文集》，2008年第11期：32]
第二，体制机制上产生的负面作用。从工作体制上来看，一是限时接返制度存在一定弊端。按要求，对发生的到北京非正常上访要做到“随有随接，随接随返”，对减少正常上访总量效果明显，但成本颇高，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可行，长期这样，基层负担过重，难以承受。而且从实践中看，上访人产生了去北京上访管吃、管住、管送，“零成本”逛北京的负面效应，形成越接越多，越接越去的恶性循环。二是考核通报制度存在一些不足。发生非正常上访后一级通报一级，为降低数量，后移名次，基层就会采取“拦”、“堵”、“截”等手段，这就给上访人造成基层党委政府怕去北京上访的错觉，以此要挟责任单位满足其过高诉求或不正当要求。三是责任划分中存在不合理成份。《信访条例》规定解决信访问题应“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但在特殊时期、敏感时节，涉及到三跨三分离、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时，强调让户籍所在地稳控，责任主体并不是常住地的党委政府，导致基层抵触情绪大，又没有好的办法。有时迫于压力，为完成稳控任务，就可能答应了一些不该答应的条件，结果是事倍功半，负效应大，工作越来越被动。[注④：张守林，《涉法上访问题成因及对策》，《公安调研论文集》，2008年：34]四是责任倒查和追究执行存在“蜻蜓点水”和“一棒子打死”两个极端。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保护干部”的考虑而疏于追责，有的地方 “花钱买平安”， 宁愿给上访人十几二十万，也不愿处分干部。更重要的是，如果对干部进行责任追究，追究的越多、暴露出单位和单位负责人的问题也就越多，这不仅在年度综合考评机制中不属于“加分”项，还属于“减分”项，就可能因此失去这样那样的称号和诸多好处，故而不敢“动真格”也就未能体现“有权必有责”的权责相称的现代法治理念。据了解，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和自治区50周年大庆及建国60周年期间，不少地方都强调 “在政治敏感时期因组织领导不力、监控不到位、信息不灵等造成失控致使对象赴邕进京非正常上访、集体上访造成恶劣影响或发生群体性事件等不良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当年度考核评为‘不称职’并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系领导干部的一律撤免职”，本文中提到过的柳江县百朋镇的10几户农民，2009年因征地补偿问题到县信访部门反映情况未果后中秋节包车到北京越级上访，虽然该镇及时将上访人员全部接返，且消耗了近十万元的相关费用，但还是难逃镇长被免职、分管信访的副镇长被撤职、分管信访的副县长被记过的处分。
第三，基层解决问题确有不到位之处。非正常访反映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基层受理过。但乡镇、村基层组织功能弱化，力量薄弱，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水平有限，致使“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成为一句空话，导致矛盾上交，同时基层干部在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过程中，确实存在方法简单、工作拖沓、推诿扯皮的现象，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矛盾纠纷和隐患没能及时化解，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很好解决，导致群众不满情绪日增，进而采取非正常手段上访。
第四，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利益冲突加剧。随着利益格局调整、收入差距拉大，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心理在广大群众中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和国家有关经济社会管理政策的调整过程中，相关配套政策没有及时出台，已有的配套政策有时难于兑现，影响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引发了不少上访问题。此外，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部分群众产生“仇富心态”，少数群众心态失衡，仇视政府、仇视执法机关，刻意制造事端上访滋事。
第五，依法处置非正常信访的主体不明确。非正常信访行为违犯了《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规，但由于非正常信访行为在法律上不够明确以及各种因素，导致公安机关不敢处置，信访部门无力处置。2008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处置非正常上访行为的意见》的通知，应该说对基层依法治访有了一个具体、可操作性的一个文件，但仅凭这一《意见》仍然很难从根本上控制非正常上访行为的发生。
三、非正常信访的建议和对策
要解决好当前的非正常信访问题，必须要形成统一完整的信访工作构架，对信访问题实行标本兼治，笔者结合在实践中化解非正常信访的探索，提出如下建议与对策：
（一）正确引导合法信访
1、提高思想认识，夯实基层基础。
《信访条例》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信访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我们要站在讲政治、创建和谐社会、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处理群众信访问题摆到突出位置，要认识到信访工作是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队伍素质的一把标尺，是检验执政能力的一面镜子，也是体现社会和谐的标志。因此，各级党委、政府首先是要将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和部署，主要领导要亲自协调解决重大群众信访问题，分管领导要亲自办理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组织查处一些重大信访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困难。其次要保障经费到位。要改善信访接待、办公条件，解决经费等实际困难，信访办案经费要纳入业务经费预算，做到机构齐、阵地实、设施全、牌子硬。同时要注意选用政治素质较好，熟悉国家法律、政策，有较高文化水平又善于钻研信访工作业务的同志从事这项工作，建设好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信访工作队伍。还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如柳城县社冲乡2007年投入6万多元购置五菱微型车、笔记本电脑、投影仪、音响等设备打造“服务直通车”，组成乡党委书记直通卡、信访咨询、民政救助、司法调解等多个小队到各村屯为村民上门服务，通过上法制课、张贴标语横幅、发放普法手册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利用这一载体播放禁毒、反邪教、交通安全等法制宣传片，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欢迎。两年来，“服务直通车”到各村屯为群众上门服务近万人次，播放影片70余场，收效显著。该乡在党的十七大、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建国60周年大庆、自治区50周年大庆及历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敏感时期，均无一人赴邕进京上访，先后获得该县平安乡镇、无邪教乡镇、2008年度信访维稳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2008年，农业总产值为20186万元，比2007年增长8%，比2006年增长30.25%，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394元，比2007年增加9.3%，比2006年增加32.07%，命案为零，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上升。该乡的这一创新举措和成果也被广西电视台《广西新闻》及《广西日报》的宣传报道。
2、探索建立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救济制度。
当前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分化现象加剧，应当建立对困难群众特殊的制度保护机制，为他们提供寻求权利救济的合法途径，避免其因为生活困难而采取过激行为。有一部分非正常上访问题，因政策等原因失去了解决条件，而上访人家庭又特别困难。对此，不仅要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更要通过社会救济方式来保障上访人的正常生活，从而实现息访，这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救济资金，国际上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是设立一个救助公共基金，通过政府预算拨款、慈善募捐以及将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的劳动收入统一纳入募集基金，专款专用，实行透明化管理。[注⑤：宋明映，《涉法上访的成因及预防》，《公安调研论文集》，2008年：41]
3、充分发挥基层调解作用。
调解机制具有的优势一是解决方式较为和平，增加了纠纷双方和解的机会，减少对抗性，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解决成本较为经济。我国著名学者范愉教授认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低成本的纠纷解决程序，减少了社会对司法的投入，节约了社会资源”。[注⑥：王旭东，《关于当前公安信访制度的调查与思考》，《公安调研电子期刊》2009年第70期：3]事实上，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机制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商事仲裁、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和裁决、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信访制度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协调处理制度，只是近年来其职能作用有所弱化。因此，在基层乡镇、街道应建立调解中心，健全基层信访调处网络，筑牢第一道防线，一旦发现矛盾隐患和不和谐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迅速化解处理，力争将消极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控制无理信访
1、建立信访信息通报机制。
转型期间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由于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认识能力的限制，党委政府在制定政策初期无法预知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决策的法律可行性分析，从源头上控制非正常信访。即针对因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城镇拆迁安置、“三农”等问题引发的非正常信访现象当中个案所蕴含的讯息，妥善运用这种信访资源做好决策，同时把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鼓励涉及的各利益方进行公开辩论、讨论，广泛增加新闻舆论对政策报道，让政府决策更加透明更加理性，从而更让社会各界接受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建立信访信息通报机制，即凡涉及全国、全省、全市的共性问题，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复退人员问题、原代课人员问题、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三农”问题等，要形成上下一致的口径答复，防止因相互攀比、答复不一出现被动局面。
2、建立信访部门联动机制。
由于非正常信访的牵涉面较广，在各地应成立信访联动指挥部，公安、法院、司法、民政、社保、卫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应参与其中，各司其职，事前预防，形成合力。各部门和单位对于需要协调处理的，也可以向联动指挥部汇报，由联动指挥部安排协调，不仅可以解决各单位之间“扯皮”现象，更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化解非正常信访案件。平时加强交流沟通，从全局层面及时把握信访动态，把非正常信访苗头发现、解决在基层。
3、完善信访案件听证机制
《信访条例》第31条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听证应公开举行，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对影响较大的或老上访户的信访案件，实行听证办理制度，就是安排各方当事人同时到指定场所，必要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其他人参加旁听，由当事人进行陈述和答辩，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通过这种公开透明的形式讲清事实，核实证据，以决定是否提起再审或是否终结涉诉信访，籍此搭建公民与国家机关平等对话、多方参与的平台，促进了信访处理决定的民主化、公开化、公正化、科学化乃至法治化。同时，听证会的程序严谨、旁听人员较多、新闻媒体给予现场报道，对部分无理上访者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注⑦：胡冠武，《紧急治安事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3版：161]
浅谈公诉人的心理素质
叶 祖 怀
所谓心理素质，是指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心理方面的自然前提和主观可能性。公诉人的心理素质，是决定公诉人出庭能力和水平发挥的重要因素，是提高公诉案件质量的前提和保证。因此，认真分析当前公诉人在出庭心理上尚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进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培养和提高公诉人的心理素质，对于提高公诉人的出庭能力和公诉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公诉人存在的不良心理现象及成因
１、消极、被动心理
有的公诉人认为，经过侦查机关的侦查、批捕部门的把关、起诉阶段的审查等一系列活动，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已经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开庭只是走过场，案件最终能否认定，完全取决于案中的证据，因而出庭时消极被动，甘当配角，表现在：
（１）讯问没有章法，没有条理，漫不经心，抓不住关键问题；被告人当庭翻供时不能随机应变，抓住其矛盾和漏洞，充分运用被告人原来的真实供述并结合相关证据，促其认罪服法。
（２）示证没有计划，没有主次，杂乱无章，眉毛胡子一把抓，将所有的证据材料和盘托出，仅仅满足于出示了证据而不重视怎样出示证据。
（３）质证没有针对性，不敢一针见血地指出哪些证据应予采信，哪些证据因不具备合法性、客观性或相关性而不应采信。
（４）论辩没有力度，不讲逻辑，三言两语，应付了事。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的诉讼程序、诉讼原则、诉讼价值观、公诉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角色定位在公诉人的心中根深蒂固。长期的司法实践，又形成了集体讨论案件、内部层层报批、庭前与法官交换意见甚至政法委协调等一整套办案程序，即使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仍未能消除法官对案件“先定后审”的弊病。因此，庭审走过场的心理定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制约和影响公诉人新的诉讼观念、诉讼角度的建立，再加上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公诉人自然而然地仍存在消极、被动心理。
２、畏难、怯庭心理
所谓畏难怯庭心理，是指公诉人基于某种压力，不能适应法庭环境，从而产生的一种不能恰当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正常发挥自己水平的胆怯畏惧心理。其主要的外在表现是：情绪上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窘迫汗颜；思维上出现短路，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语言表述上词不达意，脉络不清，语无伦次。
一般说来，在下列情况下，公诉人易产生畏怯心理：庭前准备工作未做好，心中无底；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辩护人有一定的知名度，辩护水平较高；案情重大，为领导层或社会瞩目；出席大型公开庭，旁听群众多，等等。
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１）自身综合素质不高，出庭经验不足；
（２）自我强化不够，过于夸大困难，缺乏自信；
（３）责任感的负作用，不能将责任感转化为动力，反而背上包袱；
（４）虚荣心作祟，怕丢面子。
３、激愤、好胜心理
激愤心理是一种强烈的、短暂的、爆发式的情绪状态，处于激愤状态下，人们认识外界事物的范围会缩小，控制自己的能力减弱，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现象多发生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侮辱、攻击公诉人，藐视法庭，抗拒审判，或者辩护人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对公诉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下。激愤心理产生后有明显的外部表现，比如咬牙切齿，怒目圆睁，面红耳赤，甚至拍案而起，讲话声音提高，频率加快，滔滔不绝。
公诉人产生激愤心理后的外在表现，在客观上对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气焰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其对公诉人形象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况且，出庭公诉毕竟不是靠训斥和辱骂取胜，而是要讲事实，摆证据，讲法律，以理以法服人。作为国家公诉人，其出庭支持公诉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公诉人越要沉着冷静，要通过对案情的精僻分析、对案件证据的综合运用、对法律全面准确的理解，并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指控、证实和震慑犯罪，切岂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和人身攻击。
作为公诉人，要有勇于夺取胜利的信心，但却应注意克服为了满足个人荣誉的心理需求而产生的好胜心理。好胜心理的主要表现是：热衷于表现自己的“才华”，一味地堆砌词藻却又言之无物，为了追求所谓的“法庭效果”而过分渲染，重形式而轻内容；听不进正确的辩护意见，不能合理纳言，不能容忍别人反驳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辩护人突然向法庭出示新的证明材料，出现不利于指控的情形，此时公诉人就应随机应变，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该申请延期审理的则要当机立断，而不应无视形势的变化，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案件被判无罪。对辩护人正确、合理的辩护意见，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可，这样才会树立公诉人客观公正的形象。
二、强化角色意识，克服消极被动心理
应当承认，庭审方式改革之前，公诉人在法庭上是配角，是消极被动的。案件在起诉时卷宗已送到法院，法官先阅卷再决定退查还是开庭审理，开庭前已决定了应如何判决，所以开庭成了走过场，成了不能不走的形式。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任务只是宣读起诉书、发表公诉词，答辩可多可少，甚至不进行实质性答辩，不会对案件的最终判决产生任何影响。
庭审方式改革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１）法官在庭前只对案件进行程序性审查，检察机关只要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法院就必须决定开庭审理，承办法官因接触不到全部案卷材料，已难以在庭前对案件作出最终判断，庭审因此而具备了实质意义。
（２）公诉人在法庭上全面承担了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其中心任务就是充分运用事实、证据和法律揭露犯罪，证实犯罪。
（３）公诉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不能再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当庭行使监督权，对庭审活动的监督已变成庭后的活动，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地位趋于平等。
有鉴于此，公诉人必须强化在法庭上指控、证实犯罪的角色意识。
１、树立主控意识
庭审活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进行指控开始，从而进入法庭调查阶段，并由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和向法庭举证。在这个过程中，庭审的重点向公诉偏移，指控犯罪的诉讼职能使公诉人处于主控位置，公诉人在庭上的活动对庭审的推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真正控制庭审进度的不是主审法官，而是公诉人。因此，公诉人应当在充分尊重主审法官的前提下，站在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高度，有意识地掌握庭上的主动权，为胜诉创造有利的条件。
２、强化证据意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实际上，从该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一百五十六条、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所有据以定案的证据都要经过法庭质证。所以，公诉人再也不能满足于案卷里有证据，如果这些证据未法庭质证的程序，就不能当然地对案件起到证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诉人出庭公诉成功与否，真正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了实质意义。这就要求公诉人做到：
（１）凡是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直接影响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２）举证要有计划，成体系。认定该犯罪事实的证据有哪些，熟轻熟重，谁先谁后，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做到脉络清晰，切岂杂乱无章。至于怎样排列证据，则要根据每个案件的特点做合理安排，还要针对庭上的具体情况做相应调整。
（３）重视质证并掌握质证的规律。从当前的出庭实践来看，辩护人因在庭前已熟悉了公诉方的主要证据，因而在开庭时往往有备而来，抓住这些证据可能存在的瑕疵，对其证明效力一一加以否定，而公诉人却不善于对自己出示的证据展开综合分析和论证，理直气壮地表明应予采信的理由。对辩方出示的证明材料，公诉人往往不置可否，无法进行恰如其分的质疑。实际上，质证都是围绕着证据的本质特征即合法性、客观性和相关性来进行的，掌握了这一规律，就不会一谈质证就茫然不知所措。
[摘要]：《信访条例》向广大群众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系统外部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近年来，信访权利出现了被滥用的趋势，少数信访人违反规定进行非正常上访，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和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非正常信访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只有立足于科学发展的大局，把握处置信访工作的总体要求，建立起解决非正常信访的长效机制，进一步通畅信访渠道和规范信访秩序，就能将信访工作逐步纳入规范有序的运行轨道。
[关键词]：非正常信访 原因分析 解决对策
《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逾五年，信访制度是新中国法律制度合法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它向广大群众提供了一种在法律系统外部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党和政府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是近年来，信访权利出现了被滥用的趋势，少数信访人违反规定进行非正常上访，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和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部分人甚至以此通过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利益，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非正常信访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非正常信访的主要表现形式
根据工作实践，笔者认为非正常信访主要是指违反《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有关规定，不按规定程序、采用非法手段上访或者为满足个人无理要求缠访闹访的行为，表现为：
（一）信访人到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提出信访事项的；特别是到北京中南海、天安门、新华门、外国驻华使(领)馆等政治敏感地区和省、市、区党政机关等非《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场所信访的行为。
（二）信访人在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办公及会议场所周围、领导同志住地、外国驻华使馆区、公共场所，非法聚集、静坐、散发信访材料、呼喊口号、打横幅、出示状纸、抬棺材、穿状衣或孝衣，围堵、冲击机关或单位，堵塞、阻碍交通，拦截公务车辆、影响车辆正常行驶，扰乱公共秩序的;
（三）信访人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或在信访接待场所和其它公共场所实施自伤、自残、自杀行为的；
（四）信访人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
（五）信访人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
（六）信访人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
（七）信访人赴京、赴省在非信访接待场所，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有意表露信访人身份，虽无过激行为，但被公安部门清查处理的；
（八）信访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它行为。
为了更好把握非正常信访现象的状况、特征及发展趋势，笔者对柳城县2007—2009年的信访案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试图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柳城县2007－2009年信访案件基本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柳城县信访部门接待受理信访213人次，其中非正常上访51人次，占信访总量的23.94%，2008年柳城县信访部门接待受理信访196人次，其中非正常上访47人次，占信访总量的23.98%，2009年柳城县信访部门接待受理信访149人次，其中非正常上访37人次，占信访总量的24.83%，可以看出，信访总量逐步减少，非正常信访的绝对数也呈递减的趋势，但是非正常信访在信访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呈现与之相反的上升趋势。
（二）非正常信访现象的特点
通过归纳，非正常信访现象通常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上访时间长、次数多。上访时间长、次数多是非正常信访中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通常将其称之为老上访户。他们对同一问题重复、多次地上访缠诉，有的上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有的抛家舍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的在有关部门周围安营扎寨或露宿街头。大家所熟知的北京马家楼一带就长年聚集了从全国各地至此的上访户，他们中的不少人四处上访并不断纠缠，甚至串联其他上访人员并向他们传授上访“经验”，俨然成为“职业上访人”。[注①：刘警钟，高满秀，《浅探非正常涉诉信访新特点和原因及对策》，《警坛纵横》，2009年第5期：23]
第二，信访过程中言行过激，社会影响大。集体串联上访、联名上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的人数明显增多，不少信访人员情绪激动、行为偏激、动辄找领导“直接对话”，甚至以静坐、绝食、自杀等方式向党委政府施压，严重干扰正常的机关办公秩序，如果处置不当，又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柳江县百朋镇的10几户农民，2009年因征地补偿问题到县信访部门反映情况未果后，居然在今年中秋节包车到北京越级上访，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非正常信访活动组织化趋势明显，集体上访频繁。不少上访人员认为个人力量太薄弱，不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往往纠集人员共同上访，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集体上访，且群体信访一般都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此类上访由于组织严密，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处置难度也较大。如柳城县部分对越自卫反击战二次入伍复退人员近两年来频频串联，变个访为群访，2008年8月和2009年5月两次集体到北京越级上访，虽然及时劝返却极大破坏了该县的信访秩序和政府形象。
第四，非正常信访时间较为集中。上访者往往选择一些特殊时期和敏感时期上访，以期引起领导重视。如有的选择在 “十一”法定长假期间或党代会、人代会等重大会议召开期间，或是中央、省级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期间上访；有的选择在国家和局部区域的重要活动期间集中上访等。[注②：李建平，《对非正常上访现象的分析与思考》，《人民公安》，2009年总796期：13]特殊群体上访的时间更为集中，例如不少地方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复退人员、原代课人员，每逢“八一”建军节、教师节等必然会组织上访。
第五，非正常信访人多来自农村基层群众。他们文化素质较低，并且绝大多数年龄大、收入低、生活状况较差，虽然知道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对于如何正确运用法律武器实现其目的模棱两可，兼之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怂恿，从而导致其上访行为脱离理性轨道。
第六，非正常信访问题呈现复杂化。从我区范围内的情况看，有些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法律政策、地方规章制度等，有的确实在处理中有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由于时间长、涉及部门多、案由复杂，许多环节无法查证落实，难以下结论，从而导致接待难、答复难、调查难、处理落实难。
二、非正常信访现象的原因
产生非正常信访现象的原因很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历史沉淀，也有现实问题，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群众维权意识增强，而法制观念相对滞后。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群众的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由于法制观念相对滞后，同时，片面理解政策法律，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形成了“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多不信少”错误心态。宁愿找大官、不愿找小官，相信中央、不信地方；宁愿上访不愿上诉，相信法不责众，不信依法办事，把“人多力量大，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当作真理，再加上现实中确有一部分人以访谋生，因访得利，从而导致非正常上访逐年增多。[注③：张守林，《涉法上访问题成因及对策》，《公安调研论文集》，2008年第11期：32]
第二，体制机制上产生的负面作用。从工作体制上来看，一是限时接返制度存在一定弊端。按要求，对发生的到北京非正常上访要做到“随有随接，随接随返”，对减少正常上访总量效果明显，但成本颇高，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可行，长期这样，基层负担过重，难以承受。而且从实践中看，上访人产生了去北京上访管吃、管住、管送，“零成本”逛北京的负面效应，形成越接越多，越接越去的恶性循环。二是考核通报制度存在一些不足。发生非正常上访后一级通报一级，为降低数量，后移名次，基层就会采取“拦”、“堵”、“截”等手段，这就给上访人造成基层党委政府怕去北京上访的错觉，以此要挟责任单位满足其过高诉求或不正当要求。三是责任划分中存在不合理成份。《信访条例》规定解决信访问题应“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但在特殊时期、敏感时节，涉及到三跨三分离、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时，强调让户籍所在地稳控，责任主体并不是常住地的党委政府，导致基层抵触情绪大，又没有好的办法。有时迫于压力，为完成稳控任务，就可能答应了一些不该答应的条件，结果是事倍功半，负效应大，工作越来越被动。[注④：张守林，《涉法上访问题成因及对策》，《公安调研论文集》，2008年：34]四是责任倒查和追究执行存在“蜻蜓点水”和“一棒子打死”两个极端。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保护干部”的考虑而疏于追责，有的地方 “花钱买平安”， 宁愿给上访人十几二十万，也不愿处分干部。更重要的是，如果对干部进行责任追究，追究的越多、暴露出单位和单位负责人的问题也就越多，这不仅在年度综合考评机制中不属于“加分”项，还属于“减分”项，就可能因此失去这样那样的称号和诸多好处，故而不敢“动真格”也就未能体现“有权必有责”的权责相称的现代法治理念。据了解，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和自治区50周年大庆及建国60周年期间，不少地方都强调 “在政治敏感时期因组织领导不力、监控不到位、信息不灵等造成失控致使对象赴邕进京非正常上访、集体上访造成恶劣影响或发生群体性事件等不良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当年度考核评为‘不称职’并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系领导干部的一律撤免职”，本文中提到过的柳江县百朋镇的10几户农民，2009年因征地补偿问题到县信访部门反映情况未果后中秋节包车到北京越级上访，虽然该镇及时将上访人员全部接返，且消耗了近十万元的相关费用，但还是难逃镇长被免职、分管信访的副镇长被撤职、分管信访的副县长被记过的处分。
第三，基层解决问题确有不到位之处。非正常访反映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基层受理过。但乡镇、村基层组织功能弱化，力量薄弱，处理信访问题的能力水平有限，致使“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成为一句空话，导致矛盾上交，同时基层干部在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过程中，确实存在方法简单、工作拖沓、推诿扯皮的现象，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矛盾纠纷和隐患没能及时化解，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很好解决，导致群众不满情绪日增，进而采取非正常手段上访。
第四，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利益冲突加剧。随着利益格局调整、收入差距拉大，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心理在广大群众中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和国家有关经济社会管理政策的调整过程中，相关配套政策没有及时出台，已有的配套政策有时难于兑现，影响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引发了不少上访问题。此外，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部分群众产生“仇富心态”，少数群众心态失衡，仇视政府、仇视执法机关，刻意制造事端上访滋事。
第五，依法处置非正常信访的主体不明确。非正常信访行为违犯了《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规，但由于非正常信访行为在法律上不够明确以及各种因素，导致公安机关不敢处置，信访部门无力处置。2008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处置非正常上访行为的意见》的通知，应该说对基层依法治访有了一个具体、可操作性的一个文件，但仅凭这一《意见》仍然很难从根本上控制非正常上访行为的发生。
三、非正常信访的建议和对策
要解决好当前的非正常信访问题，必须要形成统一完整的信访工作构架，对信访问题实行标本兼治，笔者结合在实践中化解非正常信访的探索，提出如下建议与对策：
（一）正确引导合法信访
1、提高思想认识，夯实基层基础。
《信访条例》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信访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我们要站在讲政治、创建和谐社会、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处理群众信访问题摆到突出位置，要认识到信访工作是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队伍素质的一把标尺，是检验执政能力的一面镜子，也是体现社会和谐的标志。因此，各级党委、政府首先是要将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和部署，主要领导要亲自协调解决重大群众信访问题，分管领导要亲自办理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组织查处一些重大信访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困难。其次要保障经费到位。要改善信访接待、办公条件，解决经费等实际困难，信访办案经费要纳入业务经费预算，做到机构齐、阵地实、设施全、牌子硬。同时要注意选用政治素质较好，熟悉国家法律、政策，有较高文化水平又善于钻研信访工作业务的同志从事这项工作，建设好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信访工作队伍。还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如柳城县社冲乡2007年投入6万多元购置五菱微型车、笔记本电脑、投影仪、音响等设备打造“服务直通车”，组成乡党委书记直通卡、信访咨询、民政救助、司法调解等多个小队到各村屯为村民上门服务，通过上法制课、张贴标语横幅、发放普法手册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利用这一载体播放禁毒、反邪教、交通安全等法制宣传片，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欢迎。两年来，“服务直通车”到各村屯为群众上门服务近万人次，播放影片70余场，收效显著。该乡在党的十七大、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建国60周年大庆、自治区50周年大庆及历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敏感时期，均无一人赴邕进京上访，先后获得该县平安乡镇、无邪教乡镇、2008年度信访维稳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2008年，农业总产值为20186万元，比2007年增长8%，比2006年增长30.25%，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394元，比2007年增加9.3%，比2006年增加32.07%，命案为零，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上升。该乡的这一创新举措和成果也被广西电视台《广西新闻》及《广西日报》的宣传报道。
2、探索建立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救济制度。
当前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分化现象加剧，应当建立对困难群众特殊的制度保护机制，为他们提供寻求权利救济的合法途径，避免其因为生活困难而采取过激行为。有一部分非正常上访问题，因政策等原因失去了解决条件，而上访人家庭又特别困难。对此，不仅要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更要通过社会救济方式来保障上访人的正常生活，从而实现息访，这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救济资金，国际上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是设立一个救助公共基金，通过政府预算拨款、慈善募捐以及将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的劳动收入统一纳入募集基金，专款专用，实行透明化管理。[注⑤：宋明映，《涉法上访的成因及预防》，《公安调研论文集》，2008年：41]
3、充分发挥基层调解作用。
调解机制具有的优势一是解决方式较为和平，增加了纠纷双方和解的机会，减少对抗性，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解决成本较为经济。我国著名学者范愉教授认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低成本的纠纷解决程序，减少了社会对司法的投入，节约了社会资源”。[注⑥：王旭东，《关于当前公安信访制度的调查与思考》，《公安调研电子期刊》2009年第70期：3]事实上，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机制并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商事仲裁、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和裁决、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信访制度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协调处理制度，只是近年来其职能作用有所弱化。因此，在基层乡镇、街道应建立调解中心，健全基层信访调处网络，筑牢第一道防线，一旦发现矛盾隐患和不和谐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迅速化解处理，力争将消极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控制无理信访
1、建立信访信息通报机制。
转型期间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由于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认识能力的限制，党委政府在制定政策初期无法预知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决策的法律可行性分析，从源头上控制非正常信访。即针对因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城镇拆迁安置、“三农”等问题引发的非正常信访现象当中个案所蕴含的讯息，妥善运用这种信访资源做好决策，同时把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鼓励涉及的各利益方进行公开辩论、讨论，广泛增加新闻舆论对政策报道，让政府决策更加透明更加理性，从而更让社会各界接受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建立信访信息通报机制，即凡涉及全国、全省、全市的共性问题，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复退人员问题、原代课人员问题、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三农”问题等，要形成上下一致的口径答复，防止因相互攀比、答复不一出现被动局面。
2、建立信访部门联动机制。
由于非正常信访的牵涉面较广，在各地应成立信访联动指挥部，公安、法院、司法、民政、社保、卫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都应参与其中，各司其职，事前预防，形成合力。各部门和单位对于需要协调处理的，也可以向联动指挥部汇报，由联动指挥部安排协调，不仅可以解决各单位之间“扯皮”现象，更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化解非正常信访案件。平时加强交流沟通，从全局层面及时把握信访动态，把非正常信访苗头发现、解决在基层。
3、完善信访案件听证机制
《信访条例》第31条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可以举行听证。听证应公开举行，通过质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对影响较大的或老上访户的信访案件，实行听证办理制度，就是安排各方当事人同时到指定场所，必要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其他人参加旁听，由当事人进行陈述和答辩，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通过这种公开透明的形式讲清事实，核实证据，以决定是否提起再审或是否终结涉诉信访，籍此搭建公民与国家机关平等对话、多方参与的平台，促进了信访处理决定的民主化、公开化、公正化、科学化乃至法治化。同时，听证会的程序严谨、旁听人员较多、新闻媒体给予现场报道，对部分无理上访者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注⑦：胡冠武，《紧急治安事件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3版：161]
浅谈公诉人的心理素质
叶 祖 怀
所谓心理素质，是指人的能力形成和发展所必需的心理方面的自然前提和主观可能性。公诉人的心理素质，是决定公诉人出庭能力和水平发挥的重要因素，是提高公诉案件质量的前提和保证。因此，认真分析当前公诉人在出庭心理上尚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进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培养和提高公诉人的心理素质，对于提高公诉人的出庭能力和公诉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公诉人存在的不良心理现象及成因
１、消极、被动心理
有的公诉人认为，经过侦查机关的侦查、批捕部门的把关、起诉阶段的审查等一系列活动，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已经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开庭只是走过场，案件最终能否认定，完全取决于案中的证据，因而出庭时消极被动，甘当配角，表现在：
（１）讯问没有章法，没有条理，漫不经心，抓不住关键问题；被告人当庭翻供时不能随机应变，抓住其矛盾和漏洞，充分运用被告人原来的真实供述并结合相关证据，促其认罪服法。
（２）示证没有计划，没有主次，杂乱无章，眉毛胡子一把抓，将所有的证据材料和盘托出，仅仅满足于出示了证据而不重视怎样出示证据。
（３）质证没有针对性，不敢一针见血地指出哪些证据应予采信，哪些证据因不具备合法性、客观性或相关性而不应采信。
（４）论辩没有力度，不讲逻辑，三言两语，应付了事。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的诉讼程序、诉讼原则、诉讼价值观、公诉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角色定位在公诉人的心中根深蒂固。长期的司法实践，又形成了集体讨论案件、内部层层报批、庭前与法官交换意见甚至政法委协调等一整套办案程序，即使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仍未能消除法官对案件“先定后审”的弊病。因此，庭审走过场的心理定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制约和影响公诉人新的诉讼观念、诉讼角度的建立，再加上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公诉人自然而然地仍存在消极、被动心理。
２、畏难、怯庭心理
所谓畏难怯庭心理，是指公诉人基于某种压力，不能适应法庭环境，从而产生的一种不能恰当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正常发挥自己水平的胆怯畏惧心理。其主要的外在表现是：情绪上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窘迫汗颜；思维上出现短路，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语言表述上词不达意，脉络不清，语无伦次。
一般说来，在下列情况下，公诉人易产生畏怯心理：庭前准备工作未做好，心中无底；案情复杂，争议较大；辩护人有一定的知名度，辩护水平较高；案情重大，为领导层或社会瞩目；出席大型公开庭，旁听群众多，等等。
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１）自身综合素质不高，出庭经验不足；
（２）自我强化不够，过于夸大困难，缺乏自信；
（３）责任感的负作用，不能将责任感转化为动力，反而背上包袱；
（４）虚荣心作祟，怕丢面子。
３、激愤、好胜心理
激愤心理是一种强烈的、短暂的、爆发式的情绪状态，处于激愤状态下，人们认识外界事物的范围会缩小，控制自己的能力减弱，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现象多发生在被告人当庭翻供，侮辱、攻击公诉人，藐视法庭，抗拒审判，或者辩护人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对公诉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下。激愤心理产生后有明显的外部表现，比如咬牙切齿，怒目圆睁，面红耳赤，甚至拍案而起，讲话声音提高，频率加快，滔滔不绝。
公诉人产生激愤心理后的外在表现，在客观上对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气焰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其对公诉人形象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况且，出庭公诉毕竟不是靠训斥和辱骂取胜，而是要讲事实，摆证据，讲法律，以理以法服人。作为国家公诉人，其出庭支持公诉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公诉人越要沉着冷静，要通过对案情的精僻分析、对案件证据的综合运用、对法律全面准确的理解，并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指控、证实和震慑犯罪，切岂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和人身攻击。
作为公诉人，要有勇于夺取胜利的信心，但却应注意克服为了满足个人荣誉的心理需求而产生的好胜心理。好胜心理的主要表现是：热衷于表现自己的“才华”，一味地堆砌词藻却又言之无物，为了追求所谓的“法庭效果”而过分渲染，重形式而轻内容；听不进正确的辩护意见，不能合理纳言，不能容忍别人反驳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辩护人突然向法庭出示新的证明材料，出现不利于指控的情形，此时公诉人就应随机应变，冷静、客观地分析形势，该申请延期审理的则要当机立断，而不应无视形势的变化，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案件被判无罪。对辩护人正确、合理的辩护意见，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可，这样才会树立公诉人客观公正的形象。
二、强化角色意识，克服消极被动心理
应当承认，庭审方式改革之前，公诉人在法庭上是配角，是消极被动的。案件在起诉时卷宗已送到法院，法官先阅卷再决定退查还是开庭审理，开庭前已决定了应如何判决，所以开庭成了走过场，成了不能不走的形式。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任务只是宣读起诉书、发表公诉词，答辩可多可少，甚至不进行实质性答辩，不会对案件的最终判决产生任何影响。
庭审方式改革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１）法官在庭前只对案件进行程序性审查，检察机关只要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法院就必须决定开庭审理，承办法官因接触不到全部案卷材料，已难以在庭前对案件作出最终判断，庭审因此而具备了实质意义。
（２）公诉人在法庭上全面承担了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其中心任务就是充分运用事实、证据和法律揭露犯罪，证实犯罪。
（３）公诉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不能再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当庭行使监督权，对庭审活动的监督已变成庭后的活动，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地位趋于平等。
有鉴于此，公诉人必须强化在法庭上指控、证实犯罪的角色意识。
１、树立主控意识
庭审活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进行指控开始，从而进入法庭调查阶段，并由公诉人首先讯问被告人和向法庭举证。在这个过程中，庭审的重点向公诉偏移，指控犯罪的诉讼职能使公诉人处于主控位置，公诉人在庭上的活动对庭审的推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真正控制庭审进度的不是主审法官，而是公诉人。因此，公诉人应当在充分尊重主审法官的前提下，站在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高度，有意识地掌握庭上的主动权，为胜诉创造有利的条件。
２、强化证据意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实际上，从该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一百五十六条、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所有据以定案的证据都要经过法庭质证。所以，公诉人再也不能满足于案卷里有证据，如果这些证据未法庭质证的程序，就不能当然地对案件起到证明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诉人出庭公诉成功与否，真正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了实质意义。这就要求公诉人做到：
（１）凡是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直接影响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２）举证要有计划，成体系。认定该犯罪事实的证据有哪些，熟轻熟重，谁先谁后，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做到脉络清晰，切岂杂乱无章。至于怎样排列证据，则要根据每个案件的特点做合理安排，还要针对庭上的具体情况做相应调整。
（３）重视质证并掌握质证的规律。从当前的出庭实践来看，辩护人因在庭前已熟悉了公诉方的主要证据，因而在开庭时往往有备而来，抓住这些证据可能存在的瑕疵，对其证明效力一一加以否定，而公诉人却不善于对自己出示的证据展开综合分析和论证，理直气壮地表明应予采信的理由。对辩方出示的证明材料，公诉人往往不置可否，无法进行恰如其分的质疑。实际上，质证都是围绕着证据的本质特征即合法性、客观性和相关性来进行的，掌握了这一规律，就不会一谈质证就茫然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