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5 22:07:44 浏览: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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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决定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的决定
（2007年5月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7年5月1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176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武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作如下修改：
将第五条第一款中的“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是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主管部门”修改为“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部门是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主管部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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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像物权法那样在立法过程中命运多舛，饱受争议。即使是这部法律颁布之后，围绕它的争议依然频繁见诸报端。
虽然物权法已经实施近五年，但实践中的诸多因素决定着物权法的有效实施仍然面临着一些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困难：
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比如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一规定强调了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进行，但对于何为公共利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有人认为之所以界定“公共利益”很困难，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关联的。
２.物权法作为规范财产归属和流转的基本法律，其实施本身就必须借助于具体而有效的配套法律规范来实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始终处于变革中的国家，各种利益关系始终处在变革之中，再具前瞻性的法律规定也有可能很快不合时宜，而实践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使得前瞻本身同样困难。目前我国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法规尚不能与法律有效衔接，还有很多相关法律制度尚属空白，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尤其是在许多领域，仍然是只有政策而没有法律，政策大于法律，这无疑增加了运用物权法实现规则之治的难度。
３.物权法本身仍有不足。立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各种利益的博弈，比如物权法第七十四条有关小区车位、车库的归属的规定，就是多种利益斗争的结果。因此，最终颁布的立法文本必定是多方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不是真理战胜谬误的结果，不可能完全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共识。
４.社会公众基于自身的期许对物权法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并由此产生了很多有失偏颇的看法。现实中，一些人以物权法作为谋求个人不当利益的旗号，对物权法做符号意义的解读，只宣称自己的权利，而漠视自己的义务，这一问题的存在也影响了物权法的实施。
由上原因，重新定位物权法的目的在于有效地实施物权法，使其发挥“规则之治”的作用。而物权法的有效实施，实现其从纸面向实践的转化，司法机关任重而道远。
在社会现实语境下破解物权法难题
《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波塔利斯就曾指出：“法律一旦成文就会以它被写成的样子存在下去。人却相反，他们永不停歇，他们总是在行动。这种不断的运动带来的后果因环境不同而不同，随时都会产生一些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事件和新结果。”所以司法者既要依据现有成文法律进行审判，又要让固定成形的法律能够运用于鲜活的生活，通过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正确适用法律，从而做出公正妥当的司法裁判。
一部成功的物权法，固然需要移植具有普适性的基本物权规则，但更需要立足于本国的现实体制、历史文化、道德意识、传统习惯等等。因此，在我国的物权法中，处处可见“中国特色”。譬如：平等保护的中国式物权原则，民生至上的中国式物权关怀，以及在土地权益等中国式物权难题方面留有巨大的探索空间等。另一方面，物权立法的不完备、不具体、不明确问题使司法实践不断面临新问题，新困惑的挑战。例如：由于没有规定物权法定缓和规则，对一些没有规定的物权，例如典权、居住权、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等，在实践中如出现纠纷应当如何处理；由于对物权的权利义务内容缺少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应当如何补充；由于对物权请求权究竟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与侵权请求权是何种关系，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地位如何界定等都没有做出规定，法官处理具体纠纷时应当如何解决。可以说，物权法的实施为法官们运用法律智慧，施展才华，破解物权法难题提供了空间和舞台。司法者应准确把握物权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全面了解物权法的立法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民众的合法利益，使裁判正确反映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推动社会发展，把法治精神与民众的认识、理解、愿望、要求统一起来；善于运用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作出正确适当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自由裁量，填补法律的漏洞，使抽象的物权法在具体适用中更加生动具体，取得最佳的司法裁判效果。
寻求最佳的物权纠纷裁判规范
在某种意义上，裁判规范是法官依照法定程序，经过审慎的思维探求到的，对个案具有针对性的判案依据。裁判规范不仅来源于成文的法律规范，而且包含了法官的探求过程和结果。一般的法律规范只关心法律的广泛适用性，因而很难顾及到案件的个性，但裁判规范则是一般的法律与个案特性相结合的产物。法官的判决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当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有效实施物权法，审理好具体物权纠纷案件，同样需要法官的鉴别、判断、选择能力，从而形成最佳的裁判规范；同样需要法官在坚持公正理念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法律的真意得以发掘和准确适用。
寻求物权纠纷的最佳裁判规范，首先要研究和探求正式法源——制定法（如物权法、民法通则等的相关规定），并注意严格执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次，在正式法源中找不到解决案件需要的规范，或者虽已找到，但相关规范与当前社会所奉行的正义理念、道德观念严重背离的特殊情况之下，法官可依照法理、正义、善良风俗的寻求标准，到非正式法源（非正式法源主要包括法理学说、善良风俗、习惯、国家政策等）中寻找裁判规范，同时要对从非正式法源中寻到的裁判规范进行充分的法理论证和说明。因为明确的法律标准和严格的司法逻辑过程是维护法律秩序的必要保障。
在物权纠纷裁判规范的寻找中，物权法等法律规范的适用与其他社会规范的适用各有其相应的价值和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可以直接适用物权法或其他法律规范对通过诉讼程序确定下来的案件事实，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果，体现了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有序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但是在另一些案件中，就会出现需要法官去其他社会规范中寻求裁判依据的特殊情况。这是法官在特殊情况下对于更大正义的追求，这些其他社会规范是对法律规范的必要弥补和辅助。这种“显而易见的脱离实际，严峻的事态，可能出现的不公平或者逼人的正义感，加上法官职业的敏感性，都会给法官发出背离常态的信号，决定路径和方法的取舍。”
以判例促进物权领域的规则之治
判例作为针对某一个案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原本只应与本案的当事人有关，对本案的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但是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制度的主要功能已经不仅仅是解决纠纷，法官对个案做出的生效裁判客观上已经越来越多地对其他的案外人产生某种影响，对人们形成行为预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法治其实不是一个普及法律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想象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一致性，也就是规则化社会行动的建构过程。
而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官普遍都比较重视已经做出的判例，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满足了审理案件的现实需求，而且满足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裁量幅度的需要。卡多佐曾言，“先例的背后是一些基本的司法审判概念，它们是司法推理的一些先决条件；而更后面的是生活习惯、社会制度，那些概念正是它们之中才得以生成。这种按根植于生活的规则所推导出的判决较易为人接受，且较易执行。”由此可见，判例作为对法律最具体、最生动的解释，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法律，进而保证司法审判活动的稳定与连贯。同时，判例也给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和参照依据，有利于防止出现审理相类似案件时做出差异极大或者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物权法做出裁判的相关案件数量总体上仍然不多，审判实践经验的积累仍然欠缺，筛选、收集具有典型性的物权法判例也有待于时日。但是鉴于物权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物权法实施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司法实践中的物权法判例，必将对物权法规则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必将对人们在物权领域的行为预期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建立起成熟、完善、统一的物权法判例数据库，不仅有利于指导法官合理地运用这些已有的判例信息做出理性的司法判决，而且有利于社会各界监督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判例的总结和积累促进了物权领域的规则之治，并且将为今后物权法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清水澄《行政法泛论》与公物法体例
刘建昆
早期的行政法不严格区分公物与公营造物，所以文中的举例往往参差互现。清水澄将公物法和公营造物法置于总论之中，是目前可见的资料中最早的。对于公物法内容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出现的位置，大致有两种体例：
一种是归入行政法泛论或者行政法总论之行政组织。采取这种体例的有：1、日本清水澄在《行政法泛论·第二编行政机关》第八章论及营造物；2、民国朱章宝《行政法总论·第二章行政组织》述及“非法人的营造物”；3、民国范扬在《行政法总论·第三章行政组织》第五节营造物及公物中论述；4、日本西岗等《现代行政法概论·第二编行政主体与客体法》第六章第一节论述公物法；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五章行政主体的财产》置于公务员制度之后；6、台湾翁岳生编《行政法2000》在上册论及公物法。7台湾吴庚在《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第二编行政组织与公务员法》第四节论述公物及其法律关系。
第二种是归入行政法各论或者行政法分论之行政作用。1、法国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第四卷公共权力法》论述公产的内容；1、日本织田万在《清国行政法·行政法大意》第四章行政作用论及营造物管理；2、日本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撮要》下卷；3、民国白鹏飞《行政法大纲》在下编《第二章保育》论及公物；4、民国管欧在《行政法各论·第二类保育行政》第五章论述公物，比较有趣的是管欧在后出的《中国行政法总论》第十九版中，又将公物纳入了第二篇行政组织之第十章公物；5、韩国金东熙在《行政法二·特别作用行政法》第三章给付行政法中论述公物。
区分两种体例是有意义的。台湾学者李惠宗认为：“认为公物法属行政组织法者，会倾向于公物之一般利用属于组织上的反射利益；而认为系给付行政法者，传统的见解在给付关系上，利用者的权力性较为单薄，而在现代的福利国家观念下，公物之一般利用已具有权利之性质。”
从上述举例看，两种体例的支持者数量似乎相差不大。公物法德国被称为“瓦砾堆”，盖以其内容繁杂，不仅涉及给付行政，尚涉及公物的许可利用、养护负担、警察权保护、公物致害赔偿等大量内容。沃尔夫等巨著三卷本《行政法》在第二卷专设一编《公产法》。日本盐野宏在《行政法·第四编行政手段论》第三部论述公物法的体系时曾解释说：“在本书中，将公物法定位于和公务员并列的广泛意义上的行政组织法中。”即持第一种体例。“本书主要是在为大学进行行政法授课用的。”“我对作为分论的行政作用法论持有疑问，而在行政过程论中全面论述公物法是有困难的。”反之，日本大桥洋一则看来“在现代行政上，公物法与社会法、资助法共同构成了给付行政的三驾马车”。看来，两种体例的分歧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录：第八章 营造物
营造物者，欲达行政目的，供公用而设者也。对于此种营造物，有宜注意者：
第一，营造物非受统治者之委任，而行命令权者也。此与行命令权之官厅相异，或谓营造物随其使用而生强制作用，不知此等强制乃营造物所在之公共团体或官厅，命令权之作用也。营造物本体，绝无命令权者也。如强制学龄儿童，使人小学校，夫小学校非强制之物乃管理学校行政者之强制也。
第二，营造物供公众使用，故营造物之观念与公有物与公有财产等观念有别。组织营造物之物件，固属公用物或公用财产。而公用物或公用财产未必皆供公众使用，此最宜注意者也。如非一私人所有之道路基地，为公用物或公用财产，且为组织道路营造物之物件。若供官厅所用之建物或基地，虽亦为公用物或公用财产，而与营造物则全无关系矣。
第三，组织营造物之物件，不妨属于私权之目的物。又组织营造物对象之所有权，亦不妨属于一私人。惟行使私权时，不得抵触其为营造物之范围已耳。
第四，就管理营造物者而言，宜注意下列事项：
一、不问所有权属于何人，凡管理营造物者，即营造物之主体。至何种资格，始可为其主体，则视事业之种类，设立之手续而定。如，关于国家事业之营造物，则为国家营造物；关于公共团体事业之营造物；则为公共团体营造物。若不能视事业之种类而分者，则以国家所设立者，为国家营造物；公共团体所设立者，为公共团体营造物。然营造物主体，仍可以其管理权委任他人者也。
二、管理营造物，非依私法上管理财产之规定而适用公法上之原理者也。
三、附属于营造物之警察权，不必管理者自行之，亦视法规之所定而已。
四、管理营造物者之权限，如下：
甲、维持之、保存之。
乙、许可使用、限制使用。
丙、征收使用费。
第五，，营造物之组织物件所生果实，不问其为法定果实或天然果实，皆归物件所有者。但分离其果实而有害营造物之使用，则不在此限。
第六，使用营造物，计分三种：
一、不待有所行为而认其可以使用之者。
二、因许可而使用之者。
虽然物权法已经实施近五年，但实践中的诸多因素决定着物权法的有效实施仍然面临着一些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困难：
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比如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一规定强调了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进行，但对于何为公共利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有人认为之所以界定“公共利益”很困难，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关联的。
２.物权法作为规范财产归属和流转的基本法律，其实施本身就必须借助于具体而有效的配套法律规范来实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始终处于变革中的国家，各种利益关系始终处在变革之中，再具前瞻性的法律规定也有可能很快不合时宜，而实践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使得前瞻本身同样困难。目前我国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法规尚不能与法律有效衔接，还有很多相关法律制度尚属空白，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尤其是在许多领域，仍然是只有政策而没有法律，政策大于法律，这无疑增加了运用物权法实现规则之治的难度。
３.物权法本身仍有不足。立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各种利益的博弈，比如物权法第七十四条有关小区车位、车库的归属的规定，就是多种利益斗争的结果。因此，最终颁布的立法文本必定是多方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不是真理战胜谬误的结果，不可能完全符合民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共识。
４.社会公众基于自身的期许对物权法进行了“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并由此产生了很多有失偏颇的看法。现实中，一些人以物权法作为谋求个人不当利益的旗号，对物权法做符号意义的解读，只宣称自己的权利，而漠视自己的义务，这一问题的存在也影响了物权法的实施。
由上原因，重新定位物权法的目的在于有效地实施物权法，使其发挥“规则之治”的作用。而物权法的有效实施，实现其从纸面向实践的转化，司法机关任重而道远。
在社会现实语境下破解物权法难题
《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波塔利斯就曾指出：“法律一旦成文就会以它被写成的样子存在下去。人却相反，他们永不停歇，他们总是在行动。这种不断的运动带来的后果因环境不同而不同，随时都会产生一些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事件和新结果。”所以司法者既要依据现有成文法律进行审判，又要让固定成形的法律能够运用于鲜活的生活，通过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正确适用法律，从而做出公正妥当的司法裁判。
一部成功的物权法，固然需要移植具有普适性的基本物权规则，但更需要立足于本国的现实体制、历史文化、道德意识、传统习惯等等。因此，在我国的物权法中，处处可见“中国特色”。譬如：平等保护的中国式物权原则，民生至上的中国式物权关怀，以及在土地权益等中国式物权难题方面留有巨大的探索空间等。另一方面，物权立法的不完备、不具体、不明确问题使司法实践不断面临新问题，新困惑的挑战。例如：由于没有规定物权法定缓和规则，对一些没有规定的物权，例如典权、居住权、让与担保和所有权保留等，在实践中如出现纠纷应当如何处理；由于对物权的权利义务内容缺少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应当如何补充；由于对物权请求权究竟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与侵权请求权是何种关系，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地位如何界定等都没有做出规定，法官处理具体纠纷时应当如何解决。可以说，物权法的实施为法官们运用法律智慧，施展才华，破解物权法难题提供了空间和舞台。司法者应准确把握物权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全面了解物权法的立法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民众的合法利益，使裁判正确反映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推动社会发展，把法治精神与民众的认识、理解、愿望、要求统一起来；善于运用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作出正确适当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自由裁量，填补法律的漏洞，使抽象的物权法在具体适用中更加生动具体，取得最佳的司法裁判效果。
寻求最佳的物权纠纷裁判规范
在某种意义上，裁判规范是法官依照法定程序，经过审慎的思维探求到的，对个案具有针对性的判案依据。裁判规范不仅来源于成文的法律规范，而且包含了法官的探求过程和结果。一般的法律规范只关心法律的广泛适用性，因而很难顾及到案件的个性，但裁判规范则是一般的法律与个案特性相结合的产物。法官的判决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当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有效实施物权法，审理好具体物权纠纷案件，同样需要法官的鉴别、判断、选择能力，从而形成最佳的裁判规范；同样需要法官在坚持公正理念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使法律的真意得以发掘和准确适用。
寻求物权纠纷的最佳裁判规范，首先要研究和探求正式法源——制定法（如物权法、民法通则等的相关规定），并注意严格执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次，在正式法源中找不到解决案件需要的规范，或者虽已找到，但相关规范与当前社会所奉行的正义理念、道德观念严重背离的特殊情况之下，法官可依照法理、正义、善良风俗的寻求标准，到非正式法源（非正式法源主要包括法理学说、善良风俗、习惯、国家政策等）中寻找裁判规范，同时要对从非正式法源中寻到的裁判规范进行充分的法理论证和说明。因为明确的法律标准和严格的司法逻辑过程是维护法律秩序的必要保障。
在物权纠纷裁判规范的寻找中，物权法等法律规范的适用与其他社会规范的适用各有其相应的价值和功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可以直接适用物权法或其他法律规范对通过诉讼程序确定下来的案件事实，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果，体现了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有序性、连续性和一致性。但是在另一些案件中，就会出现需要法官去其他社会规范中寻求裁判依据的特殊情况。这是法官在特殊情况下对于更大正义的追求，这些其他社会规范是对法律规范的必要弥补和辅助。这种“显而易见的脱离实际，严峻的事态，可能出现的不公平或者逼人的正义感，加上法官职业的敏感性，都会给法官发出背离常态的信号，决定路径和方法的取舍。”
以判例促进物权领域的规则之治
判例作为针对某一个案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原本只应与本案的当事人有关，对本案的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但是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制度的主要功能已经不仅仅是解决纠纷，法官对个案做出的生效裁判客观上已经越来越多地对其他的案外人产生某种影响，对人们形成行为预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法治其实不是一个普及法律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想象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一致性，也就是规则化社会行动的建构过程。
而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官普遍都比较重视已经做出的判例，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满足了审理案件的现实需求，而且满足了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裁量幅度的需要。卡多佐曾言，“先例的背后是一些基本的司法审判概念，它们是司法推理的一些先决条件；而更后面的是生活习惯、社会制度，那些概念正是它们之中才得以生成。这种按根植于生活的规则所推导出的判决较易为人接受，且较易执行。”由此可见，判例作为对法律最具体、最生动的解释，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法律，进而保证司法审判活动的稳定与连贯。同时，判例也给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和参照依据，有利于防止出现审理相类似案件时做出差异极大或者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物权法做出裁判的相关案件数量总体上仍然不多，审判实践经验的积累仍然欠缺，筛选、收集具有典型性的物权法判例也有待于时日。但是鉴于物权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物权法实施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重大影响，司法实践中的物权法判例，必将对物权法规则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必将对人们在物权领域的行为预期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建立起成熟、完善、统一的物权法判例数据库，不仅有利于指导法官合理地运用这些已有的判例信息做出理性的司法判决，而且有利于社会各界监督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判例的总结和积累促进了物权领域的规则之治，并且将为今后物权法的进一步完善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清水澄《行政法泛论》与公物法体例
刘建昆
早期的行政法不严格区分公物与公营造物，所以文中的举例往往参差互现。清水澄将公物法和公营造物法置于总论之中，是目前可见的资料中最早的。对于公物法内容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出现的位置，大致有两种体例：
一种是归入行政法泛论或者行政法总论之行政组织。采取这种体例的有：1、日本清水澄在《行政法泛论·第二编行政机关》第八章论及营造物；2、民国朱章宝《行政法总论·第二章行政组织》述及“非法人的营造物”；3、民国范扬在《行政法总论·第三章行政组织》第五节营造物及公物中论述；4、日本西岗等《现代行政法概论·第二编行政主体与客体法》第六章第一节论述公物法；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第五章行政主体的财产》置于公务员制度之后；6、台湾翁岳生编《行政法2000》在上册论及公物法。7台湾吴庚在《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第二编行政组织与公务员法》第四节论述公物及其法律关系。
第二种是归入行政法各论或者行政法分论之行政作用。1、法国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第四卷公共权力法》论述公产的内容；1、日本织田万在《清国行政法·行政法大意》第四章行政作用论及营造物管理；2、日本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撮要》下卷；3、民国白鹏飞《行政法大纲》在下编《第二章保育》论及公物；4、民国管欧在《行政法各论·第二类保育行政》第五章论述公物，比较有趣的是管欧在后出的《中国行政法总论》第十九版中，又将公物纳入了第二篇行政组织之第十章公物；5、韩国金东熙在《行政法二·特别作用行政法》第三章给付行政法中论述公物。
区分两种体例是有意义的。台湾学者李惠宗认为：“认为公物法属行政组织法者，会倾向于公物之一般利用属于组织上的反射利益；而认为系给付行政法者，传统的见解在给付关系上，利用者的权力性较为单薄，而在现代的福利国家观念下，公物之一般利用已具有权利之性质。”
从上述举例看，两种体例的支持者数量似乎相差不大。公物法德国被称为“瓦砾堆”，盖以其内容繁杂，不仅涉及给付行政，尚涉及公物的许可利用、养护负担、警察权保护、公物致害赔偿等大量内容。沃尔夫等巨著三卷本《行政法》在第二卷专设一编《公产法》。日本盐野宏在《行政法·第四编行政手段论》第三部论述公物法的体系时曾解释说：“在本书中，将公物法定位于和公务员并列的广泛意义上的行政组织法中。”即持第一种体例。“本书主要是在为大学进行行政法授课用的。”“我对作为分论的行政作用法论持有疑问，而在行政过程论中全面论述公物法是有困难的。”反之，日本大桥洋一则看来“在现代行政上，公物法与社会法、资助法共同构成了给付行政的三驾马车”。看来，两种体例的分歧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录：第八章 营造物
营造物者，欲达行政目的，供公用而设者也。对于此种营造物，有宜注意者：
第一，营造物非受统治者之委任，而行命令权者也。此与行命令权之官厅相异，或谓营造物随其使用而生强制作用，不知此等强制乃营造物所在之公共团体或官厅，命令权之作用也。营造物本体，绝无命令权者也。如强制学龄儿童，使人小学校，夫小学校非强制之物乃管理学校行政者之强制也。
第二，营造物供公众使用，故营造物之观念与公有物与公有财产等观念有别。组织营造物之物件，固属公用物或公用财产。而公用物或公用财产未必皆供公众使用，此最宜注意者也。如非一私人所有之道路基地，为公用物或公用财产，且为组织道路营造物之物件。若供官厅所用之建物或基地，虽亦为公用物或公用财产，而与营造物则全无关系矣。
第三，组织营造物之物件，不妨属于私权之目的物。又组织营造物对象之所有权，亦不妨属于一私人。惟行使私权时，不得抵触其为营造物之范围已耳。
第四，就管理营造物者而言，宜注意下列事项：
一、不问所有权属于何人，凡管理营造物者，即营造物之主体。至何种资格，始可为其主体，则视事业之种类，设立之手续而定。如，关于国家事业之营造物，则为国家营造物；关于公共团体事业之营造物；则为公共团体营造物。若不能视事业之种类而分者，则以国家所设立者，为国家营造物；公共团体所设立者，为公共团体营造物。然营造物主体，仍可以其管理权委任他人者也。
二、管理营造物，非依私法上管理财产之规定而适用公法上之原理者也。
三、附属于营造物之警察权，不必管理者自行之，亦视法规之所定而已。
四、管理营造物者之权限，如下：
甲、维持之、保存之。
乙、许可使用、限制使用。
丙、征收使用费。
第五，，营造物之组织物件所生果实，不问其为法定果实或天然果实，皆归物件所有者。但分离其果实而有害营造物之使用，则不在此限。
第六，使用营造物，计分三种：
一、不待有所行为而认其可以使用之者。
二、因许可而使用之者。
